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0年（一）

第一章　在民主革命中孕育和诞生
第一节　孙中山缔造中国国民党
    一、孙中山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富于爱国和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为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起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贯穿着中国的整个近代历史。
     9世纪9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生的独立阶级，取得了独立占有生产资料和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地位，开始提出反对封建君主制度和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追求，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且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革命的运动需要革命的领袖。在资产阶级革命即将兴起之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站在时代的前列，担负起了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
    孙中山早年曾赴檀香山求学，后又在香港学医，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他十分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苦心求索救国门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最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
    兴中会成立后，一方面积极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另一方面积极发动武装起义。兴中会的反清革命活动，在全国及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了华兴会、光复会等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相继成立和中国民主革命高潮的兴起，为孙中山创建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基本力量上做好了准备。
    二、辛亥革命
    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认识到，兴中会已不能适应需要，必须“招集同志，合成大团”，将全国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政党，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同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代表及留学生代表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一起，商谈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得到了黄兴等人的一致赞同。8月20日，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同盟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自己的革命纲领。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为己任的孙中山相继发表了《民报发刊词》、《军政府宣言》、《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等一系列文章，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以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一个“中国人之中国”；“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创立民国”，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即逐步实现“土地国有”后达到“为国民所共享”之目的。
    尽管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历史特点。”列宁也曾对这个纲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同盟会革命纲领的指导下，各地的革命党人一方面开展了同保皇派的论战，积极宣传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思想，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清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全国革命高潮迅速到来。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首先在武昌发动起义，并很快攻下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随后，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趁势举行起义，相继有14个省宣布独立，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1911年12月29日，全国17个省的代表在南京集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紧接着，孙中山又领导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经历了近20年的艰苦斗争之后，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共和国。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它不仅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而且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让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去，对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促进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三、中国国民党的成立
    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手里。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在黄兴的支持下，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4个小党，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想以国会多数党的身份出面组织“责任内阁”，以推行自己的政策，并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理事长。在1912年11月开始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胜。1913年3月20日，正当宋教仁准备北上组织国民党内阁的时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车站。

 

    宋教仁的被暗杀，宣告了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中国的破产，使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警醒过来，重新举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根据孙中山的指令，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从而开始了“二次革命”。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等省也先后参加讨袁。由于力量相差悬殊，加之讨袁军内部涣散和缺乏后援，致使“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出走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深刻地反省和总结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因而决心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反袁斗争。1914年7月8日，经过孙中山半年多筹组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孙中山立刻领导中华革命党在全国各地兴兵响应，迫使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并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可是，袁世凯死后把持北京政权的段祺瑞，依旧坚持军阀独裁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高举起了“护法”旗帜，号召“拥护约法，恢复国会”。9月，他领导组建了广州护法军政府，并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颁布讨伐令，发起了护法战争。然而，参加护法军政府的西南地方军阀和部分政客却别有用心。为了排挤主张积极讨伐北京政府的孙中山，他们串通一气，于1918年4月操纵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并愤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均遭失败。经过认真而痛苦的思索之后，孙中山认识到，只有加强革命党的建设，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推翻军阀专制统治。为此，他决定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发出通告，宣布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在随之而发布的《中国国民党规约》中，他又恢复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中华革命党虽然改组成了中国国民党，而且在政治纲领、组织制度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但由于缺乏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更进一步认识，没能提出完整、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也没有使中华革命党所存在的成员纷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和缺少中坚力量等现象，得到切实和根本的改变。这一切都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19年5月4日，正当孙中山在上海专注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之时，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爆发，经历了一个孕育过程。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从而引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盲从。通过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就在中国人民于新文化运动中苦苦探索出路时，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不啻一声春雷，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他们正在探索着的种种问题得到了新的科学的解答，并且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趁此时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在短短的几年内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也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为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坚实和客观的社会基础。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政府因参加取得战争胜利的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几个把持会议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驻军等七项要求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还竟然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面对这样的和约，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上面签字。消息传到国内，很快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
    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决议致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要求拒签和约。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随后，北京几万名学生举行总罢课，并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爱国学生们不顾军警的镇压，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北京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积极响应。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走上街头，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接着，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爱国运动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性革命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亲日派官吏，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有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从而使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成为可能。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随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了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斗争的道路，指引着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在中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影响，使他初步认识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促使他重新认识民族问题和恢复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
    1920年10月，陈炯明奉孙中山命令，率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成功。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1921年4月，重新召集的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广东革命政府大总统。10月，孙中山趁胜利统一两广之势，决定进行北伐，以武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
    1922年6月，正当北伐军攻克江西赣州，准备直取南昌之时，陈炯明突然在广州发动叛乱，包围总统府，并炮击孙中山住所。孙中山仓促脱险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未成功，被迫离粤赴沪。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陈炯明是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老同盟会员，长期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因此，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极为痛楚，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就在这时，共产党人向他伸出了帮助之手。
    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即同列宁及其领导的苏俄政府几次互致函电。他十分赞赏苏俄政府执行革命外交政策，宣告废除沙皇政府与其他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0年秋，他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直接了解到了列宁和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同孙中山进行了三次会谈，商谈国民党同苏俄政府结成联盟的事宜。1922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受苏俄政府派遣，以全权代表身份同孙中山再一次商谈合作事宜。由于孙中山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北伐上，因而没有立即同意与苏俄政府结成公开的联盟。但是，这几次会谈却给孙中山以很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了“联俄”的思想。
    在孙中山积极探索“联俄”之路的同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开展和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1922年6月15日，针对陈炯明的叛乱，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谴责陈炯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行动，使孙中山深为感动。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帮助和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此前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及马林等多次与孙中山会见，向孙中山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建议他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并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
    在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了，孙中山认识到了国民党所存在的众多根本性缺陷，认识到了他屡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认识到了一个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一个联合各阶层群众的坚强革命政党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性。他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实行“联共”政策，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在上海多次会谈后，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立“联俄”政策。接着，作为“联俄、联共”政策的必然延续，孙中山又确立了“扶助农工”的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转变到了新三民主义，实现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转变。
    在确定三大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从1922年9月起，他先后在上海三次召集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会议，制定了改组计划，并成立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革命要依靠工农和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思想。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1923年1月，在孙中山的策动下，滇军和桂军各部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新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同时继续推进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共三大的这一决定，使更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到了国民党内，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具体帮助和指导国民党改组。10月19日，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会上特派廖仲恺等14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并责成临时中央执委会负责国民党的全面改组工作。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明了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决心与信心。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下召开的，到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百分之十以上，其中李大钊还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的五位成员之一。孙中山在大会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反复强调大会要坚持“联俄、联共”的原则，把握方向，维护团结。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在正确分析中国现状的基础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提出了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纲领，并据此确立了国民党的一系列内外政策。
    宣言还以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一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二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并且由国家经营管理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的企业，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宣言还强调，国民党对于农民工人的运动，要“以全力助其开展”。

 

    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国民党一大制定的最重要的文件，它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奋斗目标，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制定了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由41人组成的中央执委会里，有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员。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基本完成和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它是共产党人帮助的结果，也是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发展的必然产物。改组后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盟。
    三、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
    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广东、湖南、湖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农民运动高潮；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代表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各地。
    在全国工农运动快速发展的同时，孙中山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着力进行革命武装的建设。之后，又平定了广州商团叛乱和进行了第一次东征，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初步稳定。
    孙中山还致力于三民主义思想的完善和理论研究工作，系统阐述了新三民主义的深刻内涵，并且发展了原先对民生主义的解释，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承认农民应该拥有土地。
    就在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孙中山在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主持大计”期间，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逝世后，原本就因对待三大政策的态度不同而出现左、中、右派政治分野的国民党内的矛盾与斗争日益公开化。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坚持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各项政策，密切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继续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廖仲恺等人的活动触怒了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1925年8月，邹鲁、胡汉民等右派指使凶手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1925年11月，邹鲁、谢持、张继等十余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本党党籍案》等一系列反共决议。会后，他们又在上海另立中央，企图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与此同时，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也发表一系列文章，为反共活动制造理论依据。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和分裂活动，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坚决的回击。1925年12月，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立即召集国民党二大来解决这一问题。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斗争下，国民党二大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坚持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坚持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各项政策，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分别给予了党纪处分。
    国民党二大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国民党的团结，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由于大会在对待国民党右派的态度上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使得国民党新右派基本没有被触动，其首要人物蒋介石还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继而成为中央常委，之后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从而使他进入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核心。
    国民党二大前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先后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完成了广东全省的统一，并促成了两广的统一。同时，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更加高涨，极大地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使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然而，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蒋介石却加快了反共步伐。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随后，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迫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及其他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辞去职务，而他自己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军大权。
    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正式开始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军进展迅速。到1926年底，已先后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
    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都为北伐军占领。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说明，北伐胜利的大局已定，北洋军阀统治的最终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北伐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蒋介石越来越公开显露出了他的反共面目。1927年3月26日，他到达上海以后，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下，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政变之后，他又指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国民党右派相继以“清党”为名，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同年初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反共势力积极响应。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并在“分共”中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规模空前的中国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最终归于失败。
第三节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一、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上半年，继三大战役之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和谈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时，人民解放军于4月20日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整个中国大陆的解放指日可待。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召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一致赞同。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已巩固地形成，各阶层人民已广泛组织起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基础和条件已经具备。
    从1948年8月起，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和有关民主人士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陆续到达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0月8日，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约请首批到达哈尔滨的民革、民联、民促领导人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等会谈。10月30日，中共中央将哈尔滨会谈的初步意见转告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经过多次协商，就新政协的筹备达成了协议。内容有：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许参加；新政协举行时间定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一是制定共同纲领，二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新政协筹备会决定由在哈尔滨改为在北平举行。2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等人到达北平，负责安排参加政协筹备会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接待工作。2月25日，在东北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等37人，由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陪同，自哈尔滨到达北平。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提议。3月下旬，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中央统战部也在此前后分批迁到了北平。经各方协商，决定新政协筹备会于6月中旬在北平正式成立。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共开了5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等共23个单位，134人。其中民革代表为李济深、何香凝、李德全、张文、李锡九、陈劭先、梅龚彬；民联代表为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许宝驹；民促代表为蔡廷锴、蒋光鼐、陈此生、李民欣。李济深代表民革中央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全中国人民，盼望有一个民主的、独立的、和平的、繁荣的中国出现，已经很久了”，“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烈士的头颅鲜血；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到今天，障碍我们建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快要完全消灭，我们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他指出“我们要筹备好一个足以代表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使之能够号召各阶层群众，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团结一起，各尽其所能，为肃清一切反动残余和建设新民主的中国而奋斗到底”。他特别强调：“共同建国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案，是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国家大计。我们要深谋远虑地制定切实的草案，使人民所愿望的新中国得以迅速地建立起来”，筹备会的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严肃地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我们的工作”。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报告，指出中共发出“五一”号召并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响应后，曾准备于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尔滨召开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这一设想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召开一个具有更加广泛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国性大会来制定国策，产生政府，成立新中国。经过协商，各方面同意这一主张，并决定新政协改在北平举行，由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为此，新政协的阵营必须扩大，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应该更加充分。经过讨论，大家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会议根据这个条例，选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蔡廷锴、马寅初、郭沫若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又推出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的各项准备工作，筹备会决定将参加筹备工作的各党派及各方面代表，组成6个小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分别进行具体筹备工作。民革、民联、民促的一些成员分别参加了各小组的工作。他们是：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参加拟定新政协参加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小组的工作。谭平山、李德全、郭春涛、蒋光鼐参加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谭平山任组长。陈劭先、许宝驹、陈此生、朱学范参加新政协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工作。张文、李章达、王昆仑、赖亚力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赖亚力担任小组秘书。陈劭先、梅龚彬、陈铭枢、蒋光鼐、林一元参加新政协宣言起草小组的工作，林一元担任小组秘书。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各小组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3个月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这一时期，李济深作为筹备会的副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各项筹备工作，为政协会议的正式召开作出了贡献。
    民革在积极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同时，还组织成员不断学习讨论，提高认识，取得进步，并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表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立场。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批评了在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上的种种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阐明了即将成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基本方针政策，为新政协的召开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文章发表后，民革立即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美国援蒋内战的失败开脱罪责。8月14日起，新华社接连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4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深刻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对此，民革发动自己的成员举行座谈会，讨论毛泽东所写的评论，并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阶层人士一道参加了批判美国白皮书的运动。8月18日前后，民革李济深、李德全，民联谭平山，民促蔡廷锴分别发表讲话，指斥美帝始终与中国人民为敌，揭露其破坏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阴谋。9月1日，民革中央发表《严斥白皮书》的声明，严正指出美国这篇自供状使中国过去对美帝国主义曾经有过幻想的人们获得了宝贵教训。声明驳斥了白皮书宣扬的侵略逻辑和种种谬论，表示民革将“恪遵中山遗教，联合苏联”，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从根本上“消灭美帝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蒋介石集团的一切残余势力，并粉碎美帝国主义继续征募各种色彩的破坏分子来捣乱中国及捣乱世界民主力量的阴谋”。这次讨论使民革成员受到很大教育，对提高民革成员特别是领导层对中国革命以及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有重要作用，使民革在参加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更充分了。
    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50余人，前往车站迎接。9月9日，在湖南起义的国民党元老程潜应邀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由长沙抵达北平，毛泽东等前往车站迎接。
    9月13日，新政协筹备会又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26人。会议决定把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审议和基本通过了下列各项文件：(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全部完成了。
    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界别的代表共662人，应邀来宾300多人。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民革系统的代表总共39名，他们是：民革正式代表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李德全、张文、李锡九、陈劭先、朱蕴山、梅龚彬、余心清、王葆真、李任仁、刘积学、陈汝棠、赖亚力，候补代表吕集义、郑坤廉。民联正式代表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肖隽英、李世璋、谭惕吾(缺1名)，候补代表：于振瀛、田竺僧。民促正式代表蔡廷锴、蒋光鼐、陈此生、李民欣、秦元邦、林一元、谭冬菁、司马文森，候补代表李子诵。此外，民革成员李章达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朱学范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陈其瑗代表华侨，周颖作为全国总工会候补代表，李侠公作为待解放区候补代表也出席了会议。龙云、宁武、张治中、邵力子、刘斐、李蒸、钱昌照、卢郁文、许闻天、程潜、邓宝珊、黄绍竑等国民党著名人士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民革中常委何香凝代表民革中央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她说：“现在蒋介石垮台了，人民政协开幕了，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40年，谋求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些革命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下的孙先生了。”何香凝说：“我们信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今天要来做一个模范的新民主主义工作者，就要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模范力行者。我们要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我们各民主党派的党员及负责人，尤其应该实行政府的法令、政令，勤俭节约，临事不惧，实事求是，这才能对得住全国的人民，对得起无数死难的烈士。”她表示相信，“只要我们能实现共同纲领，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团结，共同向帝国主义作斗争，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亲苏政策与毛主席建国方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奋斗，那么，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人民的前途是无限幸福的。”特邀代表张治中、程潜也先后在21日的会议上讲了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还通过临时决议，以大会名义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杨杰家属，对杨杰在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表示吊唁。
  

 

 

   9月22日，谭平山代表筹备会第二起草小组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9月23日，继续举行全体会议，李济深代表民革第一个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显示着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显示着中国人民从此自己来处理中国的事务，显示着人民的新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前程”。“从此我们开始稳步走上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道路”。他指出，大会之所以能够召开，应“感谢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艰苦和正确领导，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感谢全国人民与反革命势力长期搏斗，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李济深强调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即人民由被压迫地位变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新国家中，政权操在人民的手里，并剥夺违背国家利益的反人民的反动派即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派之参政权利。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代表民革郑重表示：对于人民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出的共同纲领第三项法案草案“完全赞同”，因为这些“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内容正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艰苦追求实现的目标，更与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在今后的新中国建设的艰巨工作中，我们还要更加巩固四阶级联盟，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领导之下，按照本届会议制定的蓝图共同纲领，不避艰辛再接再厉向前迈进。”    在这天的会上，蔡廷锴代表民促，陈铭枢代表民联，也发了言。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招待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及有关人士。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刘斐、陈明仁、李任仁、吴奇伟、张轸、廖运周、黄琪翔等26人应邀出席。应邀作陪的有民革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等领导人也出席了宴会。席间，毛泽东主席几次举杯为起义人员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立下的功绩干杯。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这次宴会和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对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军人的起义行动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对民革领导人也是很大的鼓舞。
    9月24日，民革中央电贺人民政协第一届大会开幕，表示“愿在大会、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即将由大会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为实现共同纲领、大会决议而奋斗到底！”民革北平分会、上海分会等地方组织也纷纷致电祝贺。
    9月27日—29日，人民政协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月30日，选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等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民革领导人何香凝、李章达、蔡廷锴、李锡九、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龙云等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0月1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个政权机关。在稍后成立的政务院的组成人员中，民革的不少成员出任政府重要干部，主要有：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陈铭枢为法制委员会主任，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程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余心清为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和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世璋为监察部副部长，李任仁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其瑗为内务部副部长。王昆仑、黄绍竑、朱蕴山、梅龚彬、吴茂荪、李民欣、陈劭先、许宝驹、林一元等分别担任政务委员或政务院各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工作。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民革中央致电热烈祝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表示，“本会号召全国同志竭诚拥护人民的中央政府，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民联、民促及民革的各地方组织也分别致电庆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数千年的专制压迫、一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侵略、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结束，一个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和作用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以及其他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活动，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民革的光荣。
第四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国民党民主派
    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而挑起了全国性内战。
    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共同愿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行径，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反对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认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立即实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组织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她还号召国民党内的进步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民主制度的建立。
    宋庆龄的声明立即得到国民党民主派及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1946年7月28日，彭泽民、何香凝、丘哲、张文、李章达、陈其瑗、陈汝棠、冯裕万、陈此生等44人联名通电，响应宋庆龄号召，呼吁内求和平，外伸正义，立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8月5日，蔡廷锴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干部理事会发表声明，主张“立即停止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共两党争端”。他还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一党政府的援助，“以免好战派用以制造战争”。8月26日，冯玉祥在离开南京准备赴美国“考察”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立即停止内战，认为“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平，国内更要和平”。
    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与成立联合政府的强烈愿望，于1946年10月下令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准备在会上强行通过维护其一党独裁统治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这一举动，更加暴露了他们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立场，因而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使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陷入了越来越孤立的境地。
    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彻底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斗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即从抗战胜利初期维护《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争取和平民主，转到了公开打出反蒋旗帜、彻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上来。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使广大国民党民主派人士认识到，只有把国民党各个民主派别的人士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才能形成合力，更好地开展反对蒋介石集团的革命斗争。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并且根据斗争的需要，在共同的斗争中产生了联合起来的愿望和要求。
    1946年秋，民联中央首先派萧隽英、冯伯恒赴香港，与李济深、蔡廷锴等民促领导人协商加强国民党民主派统一行动的有关事宜，同时初步交换了民联、民促双方尽早统一的意见和建议。民联、民促的这次香港会谈，为以后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与统一组织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北平军调部和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随后，又下令“通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宣布将在参政会中的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并取消了给中共保留的“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的名额。至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彻底关上了国共谈判的大门，把自己完全置于同全国人民对立的地位。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这种拒绝和平、坚持反共内战的顽固立场，在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呼吁停止内战，恢复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实行各党派联合建国。李济深的这一声明发表后，很快得到了国民党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民主党派、工商业者、爱国华侨的积极响应。3月11日，民联香港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李济深的意见，认为“只有马上停止内战，商请各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方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谈话还希望国民党当局“痛自省察”，采纳李济深的意见。3月30日，民联粤港澳分会也发表宣言，呼吁“本党一切民主分子必须联成坚强的阵线”，“以坚决之行动，争取党内民主国内民主”，形成“与各党派共同巩固国内和平团结统一之局面”。
    共同的斗争，使国民党民主派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也使他们感到，只有尽快联合起来，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在《对时局的意见》发表后不久，李济深就在香港召集民促、民联在港高级干部会议，共商民主派联合之事。会议由李济深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冯伯恒、李民欣、黄精一、云应霖、陈树渠、萧隽英、李朗如、李杜等。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第一，民联、民促仍各维持原有组织，分头进行活动，但为统一协调双方的行动，由两会代表共同组成一个联席会议，称南方联合执行部，推李济深为执行部主席，何香凝、蔡廷锴、李民欣、李朗如、黄精一、萧隽英、陈树渠、李杜、云应霖、陈此生为委员，萧隽英兼秘书长。执行部每半月开会一次。第二，反对内战，要求依据政协决议，实行民主政治，同时响应中共的各项言论及主张，策动民众团体，反对南京政府实行的各项反动政策。第三，派李杜赴东北、黄理存赴台湾开展工作，扩大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和影响。第四，设法与司徒美堂在香港合办渔业公司，以增加收入，作为开展反蒋斗争的经费。第五，组建国外总支部，积极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与此同时，由蔡廷锴等负责召集第十九路军旧部，并在三罗设立联络处，组织“民主联军”。会议还决定，以上所制定的全部计划，由李济深在香港总负责。
    在国内的国民党民主派正积极酝酿成立联合组织之时，1947年4月27日，冯玉祥从美国致信李济深，也认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之事应尽快进行。他还在信中赞扬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反蒋立场，希望与李济深等联合起来，团结反蒋。冯玉祥的来信，给国内的国民党民主派以很大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尽快联合起来的决心。
    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集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在香港居所聚会，再次商讨正式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当尽快团结国民党内的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以便更好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大多数与会者还认为，民联、民促自成立以来，为争取和平民主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尽管这两个组织都有联合的愿望和要求，但为了更有利于斗争的开展，应当继续保留这两个组织。与会者认为，最好的联合方式是另外成立一个组织，让民联、民促的同志以个人名义参加这个新组织，并作为骨干力量来推动这个新组织的工作。由于与会者基本上都是民促的同志，于是，会议决定尽快请上海民联的同志来香港，共同商议有关联合的事宜。会议还希望即将赴欧洲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朱学范能路过美国，向正在美国进行反蒋活动的冯玉祥征询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意见。
    会后，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在上海的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认为“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希望谭平山等迅即前来香港，“共同筹划一切”。
    与此同时，朱学范在前往欧洲的途中绕道美国，在旧金山面见冯玉祥，向他介绍了香港方面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情况。冯玉祥表示完全同意香港方面的意见，主张“立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由李济深担任领导。他认为，只有尽快建立这个组织，才能更好地联合民联、民促的同志，并进而团结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达到分化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政权的目的。他还表示，一旦这个组织在香港成立，他就尽快赶赴参加。知悉冯玉祥的意见后，李济深等人经过商议，决定以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蔡廷锴、李章达等为新组织的发起人，立即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就在国民党民主派积极准备成立统一组织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基本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以后，开始了战略大反攻。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中共中央也发出了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与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相呼应，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和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地鼓舞了斗争中的国民党民主派，同时也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面对军事上的惨重失败和国统区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加强镇压措施，相继颁布了《戡乱总动员令》、《后方共党处置办法》等法令，并公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使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大批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爱国民众受到迫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在内的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和谴责。李济深在香港发表讲话指出，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就是不允许在野党派的存在，从而彻头彻尾暴露了其独裁专制统治的真实面目。
    国民党统治集团顽固坚持独裁统治和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种种行径，使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逐步认清了蒋介石集团的本质，更加坚定了他们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彻底决裂的决心，并加快了联合的步伐。1947年10月以后，随着大批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秘密来到香港，组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筹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
    1947年10月，民联领导人柳亚子从上海来到香港，带来了民联中央关于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意见，认为应当即刻着手开始成立的筹备工作。经过商议，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学范、朱蕴山、陈此生等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推李济深、何香凝为筹委会召集人，柳亚子为秘书长。不久，谭平山、陈铭枢等民联领导人也陆续来到香港参加了筹委会的工作。
    筹委会成立以后，立即开始了具体的筹备工作。在李济深、何香凝等的主持下，筹委会多次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举行会议，具体讨论了组织名称、纲领和领导人选等重大问题，并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等有关文件。
    在讨论即将成立的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名称时，一开始筹委会的意见很不一致。柳亚子提议叫“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同盟”，但一些人不同意，认为“国民党”已被蒋介石集团所玷污，主张不用这三个字。由于双方意见不能统一，筹委会决定征询宋庆龄和冯玉祥的意见。经征询，冯玉祥同意采用“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同盟”这个名称，而宋庆龄则提议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朱蕴山等十分赞同宋庆龄的主张。何香凝指出，保留国民党的名称，“可以团结一些国民党的爱国力量，特别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战场上开始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自身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她认为，用国民党的名称，“我们这个组织才能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朱蕴山也指出，孙中山当年曾组织过革命委员会，“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民主派与共产党合作，在南昌起义中也曾成立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此新组织采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正显示了国民党民主派决心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不断革命的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筹委会一致同意将新组织的名称确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由于宋庆龄在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全国人民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而且一直都十分关心和支持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建立，因此参加筹备工作的各方面人士都认为，如果宋庆龄能前来香港领导民革，民革将会在未来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为此，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彭泽民、陈其瑗6人联名写信给宋庆龄，吁请她来香港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并领导即将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1947年12月，李济深还专程由香港秘密赴上海，向宋庆龄汇报民革的筹备情况，并恳请她南下主持即将成立的民革中央工作。宋庆龄表示坚决支持民革的成立，但她认为，以她当时的身份，留在民革之外从事革命活动，要比参加民革更为有利。她希望李济深等人把民革尽快筹建起来，把国民党里一切进步和愿意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奋斗。
    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共有来自各地的民联、民促代表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110余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推举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20人组成主席团，宋庆龄为主席团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何香凝为主席。李济深在大会上致开幕词，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及主张，并简要介绍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的经过。他还指出，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日，我们在这个日子召开大会，就是象征着中国国民党的再生。何香凝也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她指出，这次联合大会的宗旨，就是“要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她还要求大家“真心实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12月25日，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经过讨论，代表们以协商的方式，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为民革的正式成立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等基本文件，选举了由中央执行委员5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组成的第一届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何公敢、张文、郭春涛、朱学范、邓初民、李章达、李民欣等1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冯玉祥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选举柳亚子、李锡九、陈汝棠、冯伯恒等18人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
    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并通过发表的各种文件，全面阐述了民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大会认为，近20年来，蒋介石及其把持下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和政府，背叛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实为国内一切反动力量——大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土劣、流氓之集合体”。因此，大会决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大会宣布，民革的行动纲领是：“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内对外政策为基本原则”。大会指出，“中国革命之成功或失败，决定于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之能否完成，而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之保证，又在于三大政策之是否坚决执行”。大会认为，“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大会还表示，“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
    大会主张：“在普选产生之民主政府未成立以前，联合组织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代表之联合政府，为过渡时间之最高权力机关”；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推行地方自治，废除保甲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保障劳动者免于失业和饥饿；“在肃清官僚化的前提下，有计划地促进国营企业之发展，在预防独占化的前提下，一般地促进民族资本之繁荣。提倡合作制度，没收豪门资本”。
    大会还强调了反帝和倒蒋的不可分性，认为“只有倒蒋而不反对美国反动派的破坏中国民主与和平之帝国主义政策，则蒋氏之反动独裁政权纵被推翻，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仍有成立之可能”。因此，大会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执行的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中国内战的政策，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将美军及其顾问团撤出中国。
    李济深在大会上作了闭幕讲话。他指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与南京政府的决裂。他强调，民革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同打倒蒋介石政权。他还要求民革全体成员深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认真体认三民主义之正确性和本党革命任务”，不可过激也不可落后。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通过的《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是全面阐述民革政治主张的重要文件。通过这些文件，民革公开表明了自己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集团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政治态度，表达了自己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坚持三大政策的基本立场，并且明确表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初步提出了自己反对封建剥削和官僚大资本的经济纲领。这些内容表明，民革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与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大体一致的。因此，民革从成立之日起，便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同盟军。194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民革的成立表示欢迎，并赞同民革提出的纲领和主张，表示愿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与民革等民主党派一道，为着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前进。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广东省委、香港工委等都曾作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廖承志、潘汉年、方方等中共领导人也对民革的成立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过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民革得以顺利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民革一大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并制定出同新民主主义纲领原则基本一致之政治纲领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的局限，也由于当时民革成员的基本构成比较复杂，从而致使民革一大在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使某些不适当的观点出现在所制定的一些文件中。如《成立宣言》就将“三民主义”认定为“救中国之唯一良方”，认为“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和通过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民革广大成员及领导人从实际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时刻，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实现了大联合。这不仅意味着国民党民主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同蒋介石把持下的国民党进行了彻底和公开的决裂，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斗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加速分化，更加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