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0年（五）

第五章　新时期的新局面
第一节　工作重点的转移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迫切任务。这一时期，民革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活动和工作。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继续存在，特别是在“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影响下，拨乱反正的工作受到严重的阻碍。1978年5月11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解除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思想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全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指导思想，坚决批判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克服多年来的“左”的指导思想，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全会还指出，必须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重申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认为，现在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着手大大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全会十分重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政策措施。这就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全会总结了过去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要求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实行集体领导，保障党员有权在党内对上级直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意见和批评；决定建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维护和执行党规党法，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强调，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健康前进。全会讨论了中共历史上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认为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在此之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是非常必要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共产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工作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为：第一，全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全面拨乱反正，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宣布国内社会阶级状况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统一战线工作由过去主要为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斗争服务，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第三，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方针，用“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港澳的和平统一。
 
    二、邓小平关于民主党派性质的新论述
    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时刻，为了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1979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
    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开幕词。这篇重要讲话，以其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的精辟分析和对新时期统一战线、人民政协性质、任务的全面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30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邓小平指出，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邓小平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部分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在谈到民主党派的性质时，邓小平说：“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邓小平还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邓小平说：“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他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邓小平又指出，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取得新的进步。

    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对民主党派是极大的鼓舞，在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真学习和领会讲话的科学论断和精神实质，心中掀起激动欢乐之情。摘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顿觉心明眼亮，思想开朗。一扫思想上长期的困扰和疑虑，对新时期民革的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为民革五大决定工作重点转移，开创新的工作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民革五大召开，决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讲话，一扫民革组织的沉闷空气和党员的压抑心情，思想得到大解放，逐步摆脱了“左”的束缚。走上正确的轨道。广大党员认识趋于统一，情绪振奋，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光荣感和责任感显著增强。他们普遍表示，要加倍努力，尽量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民革的各项工作出现生机盎然的新气象。在这种情况下，召开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新时期民革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把广大党员进一步组织、动员起来，投入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是极为必要的。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距上一次代表大会21年之后，在北京隆重举行。代表们欢聚一堂，共议民革工作大计，情绪高昂，场面十分热烈。大会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精神为指导，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准则，根据新时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结合民革的特点，提出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充分调动党员和所联系人士的积极性，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活动，踊跃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王昆仑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朱蕴山作《团结起来，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任务而奋斗》的报告，朱学范作关于修改民革章程的报告。
    朱蕴山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民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中心上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全体成员及所联系人士的积极性，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努力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他提出民革今后的几项主要工作是：(一)推动成员及所联系社会人士，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努力做好岗位工作和其他工作；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各方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二)充分发挥民革的作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引下，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四)推动和帮助成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治，结合为四化服务的实践，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五)坚决拥护我国的外交路线，积极参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朱学范在报告中指出，根据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统一战线的变化发展，上届代表大会制定的章程中的一些内容，已不能适应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要求，特别是关于民革的性质和任务，有必要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民革“今后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革命形势之下，面临新的任务和问题，真诚接受党的领导，就更为重要”。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和大会决议。新《章程》根据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总纲”中对民革的性质作了新的阐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在已经成为它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章程》规定民革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全体成员及所联系人士的积极性，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争取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韦国清、乌兰夫、邓颖超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晚，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宴会，招待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党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邓小平的重要讲话，给了民革同志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从而更加坚定了大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决心和信心。

    在民革五届一中全会上，朱蕴山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陈此生、刘斐、屈武、朱学范、裴昌会、李世璋、刘仲容、钱昌照、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贾亦斌当选为副主席，甘祠森为秘书长，王昆仑等41人当选为常务委员。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民革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民革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一个新的起点。它标志着民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从多年“左”的思想影响下解脱出来，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服务中来。从此，民革的工作同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历史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即发展社会生产力挂上钩。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和所联系人士的爱国热忱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民革工作突破了多年来狭窄的框框，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面向社会，多方面探索新的路子，开辟新的领域，走向了为四化服务的广阔天地。
    民革五大以后，各地方组织也先后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四、全国工作会议和六大召开，完成工作重点转移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以后，民革的面貌为之一新。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姿态，积极开展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各级组织在协助中国共产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党员及所联系人士投身四化建设，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活动，扩大对“三胞”的联系和对台宣传，加强组织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可喜的成绩。为了及时总结工作，交流经验，提高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将各项工作推向前进，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民革中央于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对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都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平等的权利，都有权在政治上、组织上对自己的问题作出决定，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方针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重申这一方针，对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调动民主党派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会议的主要成就是，再次强调了“为四化服务是民革的中心任务”，并首次明确提出促进祖国统一“是民革组织的重点工作”。
    民革全国工作会议，是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它对于全党进一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执行“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工作方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民革自身特点的产物。此后，民革的工作更加活跃、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
    1981年4月，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在北京逝世。同年12月，民革五届二中全会选举王昆仑为中央主席。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决议》将过去的“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提法正式改为“爱国的统一战线”，强调“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提法表明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有利于把一切有爱国心的人们团结在统一战线之内，以促进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和祖国的大统一，顺利地发展我国的四化建设。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大会不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而且强调了爱国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大会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党外朋友的合作关系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正确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1957年以后，统一战线出现了曲折，“文革”期间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名存实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的统战工作恢复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胡耀邦在1981年底至1982年初召开的第15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提出，我们的同志要“同一切党外人士交朋友，并且从泛泛之交变成真朋友，进而达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8个字的首次提出。中共十二大报告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8字方针扩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字方针。这个16字方针作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人士长期合作共事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政治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转变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努力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在这个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的政治基础上，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是志同道合的诤友和战友，为了实现共同奋斗的目标，必然结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无间的诚挚关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多沟通，同他们真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心同德，全心全意，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坚持实行，对民革工作的蓬勃开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鉴于民革五大以来，我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革工作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开创新局面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民革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12月，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王昆仑致开幕词，屈武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从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4年，是拨乱反正、胜利前进的4年。是民革全体党员为国家建设服务力量最集中、心情最舒畅的4年。4年来的历程生动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性转变，爱国统一战线的大好形势，给民革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在是民革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民革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在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空前增强，使民革为实现新时期历史任务而进行的努力，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发挥了更大的主动性；(二)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民革工作不仅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开拓了新的领域；(三)民革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成员平均年龄明显下降，新的骨干力量迅速成长，为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创造了条件；(四)党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爱国报国的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正在化为致力于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的实际行动。
    大会总结了4年工作的三条主要经验：(一)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民革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具体工作方针。(三)发挥民革组织的作用，把成员中的积极因素和潜在力量调动并组织起来，集中到为四化服务和统一祖国的工作中去。
    大会通过的民革新章程，突出了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把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写进了总纲部分。在总纲中继续强调了民革的工作中心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工作重点是促进祖国统一。
    在六届一中全会上，王昆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屈武、朱学范、裴昌会、钱昌照、郑洞国、吴茂荪、贾亦斌、侯镜如、孙越崎、赵祖康、徐起超、彭清源、李赣骝为副主席。选举出由7人组成的民革中央执行局，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吴茂荪任主任，贾亦斌任副主任。
    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决定为实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成为开创民革工作新局面的又一次动员大会。这标志着民革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四年的努力，在指导思想上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由于执行了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开辟了新的领域，民革的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二节　工作的新局面
 
    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随着工作重点转移，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民革五大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号召，广开门路，勇于实践，以饱满的热情，踊跃投身四化建设，取得积极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推动党员和所联系人士立足本职多作贡献。许多在职党员努力钻研业务，做好本职工作，不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受到奖励和好评。据不完全统计，仅民革五大以后的四年里就有3000多位党员先后被评为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同时，各级组织还广泛动员离、退休党员和所联系人士，面向社会，发挥专长，多方面地开辟为四化服务的渠道。

    兴办业余学校。这是民革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而开拓的新领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出现了高考和文化补习的热潮，民革办学在这一热潮中兴起。它为民革利用自己的智力优势直接服务于四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到1983年，由民革组织单独兴办和与其他单位合办的各类业余学校共百余所，结业学员近10万人。对发展职工业余教育，开发智力，培养人才，起到积极作用。不少学校和办学人员被评为省、市职工业余教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开展智力支边。中央和各级组织纷纷把一些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党员组织起来，深入内蒙古、吉林、四川、云南、贵州等边远山区，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和知识讲座，为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有的地方组织还同挂钩地区达成协议，把智力支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90岁高龄的孙越崎同志，率领支边小组前往内蒙古进行调查研究，对当地煤、钢、电的生产建设和互相协作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和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和赞扬。
    提供咨询服务。组织有业务专长的党员，成立咨询服务机构，开展医疗、教育、外文、金融、会计、法律、科技等多方面的咨询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如锦州、辽阳、本溪、抚顺、四平等市级组织，开展医疗咨询服务四年中，共接待4000多人次，回复函询300多封。
    引进资金、技术。广大党员利用在台、港、澳和海外的亲朋故旧的关系，通过多种方式，动员和鼓励他们回大陆投资、办企业，并热心为他们牵线搭桥。截止到1984年底，经党员联系或基本落实的项目有77个，包括资金和设备技术在内，总值达3亿多美元，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兴办企业和社会服务事业。不少地方组织推动党员兴办集体企业和社会服务事业，如印刷厂、誊印社、翻译服务社等，安置了部分待业青年就业，产生良好社会效益。此外，还成立了相当数量的书画社，开展有益的文化活动。
    上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社会实践说明，民革作为一个政党，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也是大有可为的。这就为民革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潜力，拓宽工作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民革七大召开，进一步推动工作的发展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民革先后召开了全国工作经验交流会、为四化建设服务工作座谈会，全国代表会议、民革工作研讨会。这一系列的会议，对进一步调整工作布局，调动广大党员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积极性，推动民革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5年8月，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仑逝世，由屈武代主席职务。
    同年10月2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建国以来第一次联合召开的盛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400余名。民革推选出先进集体代表11名，先进个人代表40名。
    1987年2月，民革六届三中全会选举屈武为民革中央主席。
    同年2月8日至11日，民革全国代表会议在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416人，屈武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朱学范作了题为《高举爱国旗帜，团结奋斗，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和省级设立荣誉职务的决定》、《关于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关于中央执行局设候补委员、省级组织设执行组的决定》。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致推举朱学范兼任中央监委主席。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以加快改革、深化改革为主题，在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并且正视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个科学论断，为理解建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大会阐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坚持的路线，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大会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法宝，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必将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内容将更加充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加充分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民革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且奉为一切工作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明确了自己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蒸蒸日上的面貌。
    1987年12月，在民革六届五中全会上，屈武主动辞去中央主席职务，全会推举他为民革名誉主席，选举朱学范为中央主席。
    同年12月30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举行民革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朱学范发表讲话。他说，总结民革4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革的今天，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民革的前途，这也是由40年的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一定要把民革长期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荣传统坚持下去，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向民革成立40周年表示祝贺。他说：“经过40年的历程，民革在不断前进中已经发展成为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成为维护安定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和促进祖国统一的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我们党为有民革这样久经考验、志同道合的亲密友党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1988年11月，民革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589人，代表38000多名党员。这是民革40年历史上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大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和民革的具体情况出发，界定民革“是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所创建的一个民主党派，是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和中国统一事业服务的政党”。提出今后民革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健全政党机制，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坚持生产力标准，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以改革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迎接挑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学范再次当选为中央主席，郑洞国、贾亦斌、侯镜如、徐起超、彭清源、李赣骝、何鲁丽、李沛瑶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在11月19日举行的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孙越崎被选为监委会主席。这次代表大会强调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引下，发扬孙中山爱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领导全体党员，团结国内外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特别是一批新生力量进入中央委员会，在改善队伍年龄结构，实现新老合作与交替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大会通过决议，强调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组成单位。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健全政党职能，开发民革的智力资源，集中群体智慧，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和执行，举荐符合条件的党员参加各级政府的工作，坚持并不断完善、充实、丰富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制度而作出新的贡献。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民革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继续坚持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新的成绩。
    这一时期，民革注意发挥了参政议政的作用。在各种协商会、座谈会和人大、政协会议上，积极发表政见，反映民意；在国民经济的调整，经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开展海外联谊工作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开发海南、三峡工程、沿海发展战略、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等，进行论证，提出建议。
    办学成绩突出。认真贯彻了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把办学重点向符合社会需求的岗位职业培训方面转移。注重在提高办学质量、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上下工夫。到1988年，民革组织和个人兴办的各类业余学校共293所，比5年前增加了一倍多，结业学员77万人，在校学员22万人。办学多在一无经费、二无校舍、三无专职教师的困难条件下白手起家的，经过数年努力，逐步改善了办学条件。办学取得较好社会效益，受到社会好评。在1985年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上，民革出席大会的11个先进集体中，就有6个是业余学校。1986年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和全国总工会为全国职工教育优秀教师颁发奖牌，民革有9位业余学校的教师荣获奖牌。
    咨询服务工作有新发展。注重社会效益，在引进外资、项目合作方面多做工作。到1988年底，各级组织和个人创办的咨询服务机构达226个。咨询服务的内容从经济、科技、医务、法律等领域，逐渐向外向型发展，利用海外关系，促进“三胞”同大陆的贸易。民革六大以来的5年中，共引进资金(台资在内)近5亿美元。1987年4月，中国通和经济开发咨询服务中心在京成立，以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主要对象，开展咨询服务工作。
    智力支边扶贫有成效。各地组织发挥成员的智力优势，为贫困地区开办技术和文化培训班，开展医疗服务，推广农业科技，帮助进行资源的勘探及经济开发规划的制定等，取得初步的成效。几年来，参加支边扶贫的成员达1400多人次，完成项目1000多项，已为地方产生经济效益70多万元。自1988年初开始，民革中央将贵州省毕节地区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后又确定该地区最贫困的纳雍县作为固定扶贫点，建立了长期扶持关系，多次组织专家前往毕节地区和纳雍县考察，帮助制定经济开发规划，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各级书画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到1988年，各级组织成立的诗词书画社已有70多个，比5年前增加一倍，入社人数达4000多人。书画社独立举办和参加各种展览近200次，到国外展览10次。书画社利用节假日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绘画、书写春联等，并为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以及亚运会捐赠作品，受到社会好评。
    经过几年的实践，民革为四化服务的工作不断深化。为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动工作，1989年4月，民革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四化服务工作研讨会。会议肯定了1985年以来民革为四化建设服务所取得的新成绩，同时对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对如何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推动工作前进提出了意见。会议认为，民革的办学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绩，主要是由于及时贯彻了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把办学重点向符合社会需求的岗位职业培训方面转移。今后办学必须在提高质量、改善办学条件、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上下工夫，才能具有竞争力。咨询服务工作要注重社会效益。要与智力支边工作结合起来，要在引进外资、项目合作方面多做工作，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智力支边工作强调以省内支援为主，结合必要的省际支援，要为当地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作出贡献。各地的书画社要坚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方向，要在加强与台、港、澳和海外的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发挥作用。会议指出，民革为四化服务要继续开拓新的领域，探索新的路子，要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为参政议政服务，这是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第三节　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
 
    一、积极响应《告台湾同胞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整了工作重点，把中心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与此相适应，对台工作方针也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意志和历史的潮流，明确提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表示“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态度和基本立场，拉开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序幕，两岸关系开始发生重大转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民革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工作重点，与台湾、港澳和国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有关人士，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关系和影响，可以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为民革的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民革党员做好对台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信心和决心。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当天下午，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民革中央领导人王昆仑、陈此生、屈武、朱学范、刘斐等应邀出席。他们在会上表示，《告台湾同胞书》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民革一定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积极贡献力量。他们呼吁在台湾的老同事、老朋友解除顾虑，严肃认真地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意见，使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同月21日，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春节联欢会，刘斐在会上讲话，向台湾军政人员致以节日问候。这是民革成立以后，第一次以这种友善的姿态向台湾方面讲话。
    为了响应《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民革中央于1979年7月在京举行对台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民革应当充分利用在台湾关系多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对台工作，在沟通两岸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同年底，民革中央恢复了对台工作委员会(以后改为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主要开展对台宣传和联谊工作。
    对台宣传方面，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形式，宣传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倾诉两岸骨肉之情，批驳台湾当局不利于统一的言行等。宣传的形式，一是广泛发动与台湾国民党人士有各种关系的民革党员为广播电台、报纸杂志撰写稿件；二是通过与台湾和海外亲友的信件往来；三是在接待“三胞”过程中通过面对面地交谈；四是馈赠画册、书籍、音像制品等。民革中央领导人带头开展对台宣传，撰写文章，向新闻媒介发表谈话，表达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1980年元旦，刘斐发表《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的文章，指出：“一条窄窄的台湾海峡，隔断了两岸的一切联系，对于我们中华儿女、骨肉同胞，这是多么大的不幸。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完成统一大业，是每个黄帝子孙都不容推诿的责任。”朱蕴山在对台广播稿中说，“热烈期待台湾的旧友，消除人为的障碍，回到大陆，探望家园，为先祖扫墓，为后辈祝福”。屈武致电老友蒋经国，恳切陈词：“窃思兄弟阋墙，非国之福，偏安一隅，终非长策。为吾弟计，莫若顺应民心，握手言和，共竟祖国统一之伟业，同造中华振兴之宏图。”王昆仑、朱学范、郑洞国等人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和广播稿，向台湾亲友致意。他们的文章有的被海外报刊摘引或转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联谊工作主要是通过与回大陆探亲、观光的“三胞”的接触、座谈叙旧，向他们宣传有关政策和“一国两制”方针，介绍祖国情况，以增进了解和友谊，联络感情，形成和平统一祖国的共识。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谈话，对《告台湾同胞书》所提出的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作了全面的阐明，并具体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祖国的9条方针。这9条方针的公开宣布，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努力。9条所阐明的对台方针政策，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状，明确保证了台湾各界人士和台湾当局的利益，是合情合理的，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民革中央立即举行座谈会，表示完全拥护叶剑英提出的9条方针。王昆仑说：“叶委员长谈话提出的方针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真诚，是真正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也照顾了台湾的现实及台湾当局的处境，通情达理，言词恳切，感人至深。”郑洞国说：“我在台湾还有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们也是热爱自己民族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使他们不能为民族的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也使他们和留在大陆的亲人分隔了32年。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第3次国共合作的建议，希望在台湾的老同事、老朋友捐弃前嫌，不失时机地予以响应。”

    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时说：“9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从而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获得大会通过。这样，“一国两制”就正式被确定为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
    这一时期，民革积极响应《告台湾同胞书》，以“一国两制”精神为指导方针，推进“三通”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为契机，两岸军事对峙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民间的各种联系和交往逐渐频繁，特别是两岸同胞寻找亲人的日益增多，形成了一股“寻亲热”。由于海峡两岸长期人为隔绝，未直接通邮通电(讯)，联络极为不方便。这种滞后状况，已成为两岸民间交往的一大障碍。
    有鉴于此，民革提出了首先实现两岸直接通邮、通电的倡议，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民革认为，通邮通电比较简单易行，可以为两岸同胞节省邮资和时间，是两岸同胞的迫切要求，理应容易获得台湾当局的应允。实现通邮，可以成为“三通”的突破口。
    民革关于两岸直接通邮通电的倡议，最早由朱学范提出。1979年2月28日，他在纪念台湾省同胞“二二八”起义32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说：“我要再一次呼吁台湾当局和台湾邮电界的老同事、老朋友们理解解决恢复邮电往来的问题，这不仅合乎大陆和台湾同胞的迫切需要，也利于逐步消除双方的隔阂。”
    民革中央于1981年前后，多次举行对台通邮座谈会，邀请邮电部、邮电工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和团体的负责同志，就对台通邮通电的具体方案和有关问题进行研讨。
    民革在大力促进海峡两岸直接通邮通电之时，为实现两岸通航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曾先派人到福建等地考察，后邀请民航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两岸通航的具体技术问题多次商议，提出可行性措施，递交有关部门，引起重视。
    民革大力提倡两岸直接通邮通电通航，为实现“三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充分体现了民革对早日实现两岸统一的殷切愿望。
 
    二、协助落实有关政策，促进两岸交往和交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各级民革组织配合和协助政府做了大量落实政策的工作。如为台属和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问题，反映他们的要求等。
    “寻亲热”兴起后，各级组织积极帮助两岸同胞寻找亲人。《团结报》特辟专栏，刊登寻人启事，使许多两岸同胞，有幸与多年毫无讯息的亲人恢复了联系。有的组织对本地区“三胞”情况逐一详细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制成卡片，为双方查找亲人提供方便。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探亲以后，台湾的大陆籍人士回乡探亲的日益增多，民革接待人数不断增加。民革热情为他们服务，做了许多实事。如为“三胞”回乡探亲提供方便，排忧解难，为回大陆定居者办理手续，联系住房，为回大陆投资经商者创造条件，牵线搭桥等等。不少民革组织成立了“三胞”咨询服务机构，解答“三胞”的疑难问题，提供各方面的信息。所有这些工作，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使“三胞”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增强了对祖国的向心力。
    随着探亲的开放，两岸民间经贸、文化、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频繁。不少民革党员前往台湾访问和从事学术活动，一些民革组织与台湾民间团体联合举办桥牌比赛、书画展览等，为促进两岸交流交往发挥积极作用。
    民革还十分注意通过举办和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如纪念国民党“一大”召开60周年、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西安事变50周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柳亚子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南社发起80周年等，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台、港、澳和海外人士，与他们建立友谊，增进了解，向他们宣传有关方针政策，团结他们，共同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为了推进祖国统一工作深入有效地开展，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贸、文化交流，这一时期，民革多次召开专题工作会议。1982年5月，民革中央在厦门召开了统一祖国工作会议，对1979年以来民革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进行了总结。1986年9月，民革中央在京召开祖国统一工作研讨会，就新形势下的有关工作进行研讨和部署。1987年5月，在民革中央的支持和参与下，由民革浙江省委会主办的“一国两制”理论政策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学习了有关政策，交流了对“一国两制”理论的认识，收到论文百余篇，取得积极效果。

第四节　新形势下的自身建设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革始终把思想建设置于自身建设的首位。主要是通过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党员政治素质，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民革五大以后，各级组织积极推动和帮助党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治，结合为四化服务的实践，进行自我教育。针对党员和所联系人士的思想实际，举办各种时事政策、学习辅导报告会，以及有关经济、法律、科学知识的报告会，组织参观学习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高为四化服务的自觉性，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1983年8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出版发行，民革中央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同年12月，民革六大强调指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帮助成员学好《邓小平文选》，这是我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为了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民革中央于1987年6月召开了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会议对党员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总的情况是好的，是积极向上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会议指出，当前民革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和帮助党员加强学习，自觉地把认识统一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基本路线上来；引导全体党员充分认识民主党派的历史使命，加强团结，坚定信心，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奋斗。
    1987年，中央机关刊物《民革工作》改版，并重新命名为《团结》杂志，同年又创办了团结出版社。不少地方组织也办有自己的内部刊物。此前，停办了14年之久的《团结报》，于1980年2月复刊，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这些党报党刊和出版机构，对于推动全党的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民革七大召开时，民革中央向全党提出要求：“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基本路线教育和形势教育为核心，对民革党员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民革优良传统的教育，帮助民革党员增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中的政党意识，提高遵守宪法、法律、党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自觉性，树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新观念。”
    总之，这一时期民革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形成“全党来做，坚持疏导，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面教育，讲求实效”的指导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工作结合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允许不同意见进行研究和讨论，提倡开展同志式的交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将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为完成新时期民革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加强组织建设，推进新老交替
    “文革”期间，民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组织活动完全停止。到1977年恢复活动时，党员人数由“文革”前的1��3万多人减至8000余人，而且党员年龄普遍较大，队伍严重老化。因此，积极发展组织，增加新生力量，便成为当务之急。民革五大及时提出发展组织的任务，要求各级组织继续贯彻以发展原国民党和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的组织路线，坚持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组织方针，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组织。
    1980年召开的民革全国工作会议指出，为了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需要，采取积极态度发展组织和扩大联系，是必要和可能的。解放思想是放手发展组织最重要的一环，要克服“一嫌二怕”的思想；发展组织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在发展中要贯彻“发展是为了工作，从工作中进行发展”的原则。
    在上述组织路线、方针和原则的指引下，经过各级组织的共同努力，民革发展组织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到1983年底，除了西藏和台湾，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民革组织；还有173个县、市和市辖区级组织。党员总数从恢复组织活动之初的8000多人增加到1��8万多人，为民革成立35年以来最高的党员总数。新吸收的党员，大多相对年轻，而且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代表性，又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使党员的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为了适应促进祖国统一工作的需要，民革六大提出，组织发展工作，在继续保持原有的特点和重点分工的前提下，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适当地发展：(一)从台湾起义归来或回大陆定居的国民党人士；(二)去台人员家属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有一定代表性的、对开展对台工作有一定作用的人士；(三)特赦、宽释人员中政治表现好的，特别是对促进祖国统一工作有一定作用的人士；(四)其他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
    经过几年的努力，民革的组织建设又取得新的成绩。1983年以来，内蒙古、新疆、青海、海南先后成立自治区或省一级组织。到1988年12月，市、县一级组织发展到342个，比1983年增加150多个；党员总数为3��7万多人，较1983年六大召开时，增长1倍多。党员的平均年龄逐年下降，1987年为54��2岁，年龄老化的状况初步得到改善。
        为给新时期民革工作中心的转移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民革七大对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发展组织要着眼于参政议政和促进祖国统一工作的需要，特别注意吸收政治素质好、知识层次高、代表性较大的知识分子入党。新党章规定的组织路线是：以同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关系的人士、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的人士，以及其他有关人士为对象，着重吸收其中有代表性的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新的组织路线表明，民革发展组织对象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这标志着民革的组织建设进入了提高综合素质、改善智力结构的新阶段。
    在建立新组织，发展新党员的同时，面对队伍老化现象较为严重的状况，民革积极推进新老交替，加强班子建设，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成效。
    民革六大引进了104名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增设中央执行局和荣誉职务；大部分省级组织设立了执行组，陆续引进一批新人，加强了领导工作。但这只是个开端，领导班子严重老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到1985年，民革领导班子年龄状况为：中央委员会共247人，平均年龄68��5岁；省级组织主委、副主委共155人，平均年龄72岁。
    领导班子年龄老化问题是民主党派共同存在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1985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邀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座谈。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座谈会精神形成《关于民主党派、工商联引进新人，加强领导班子问题的几点建议》的文件。民革中央于同年7月向省级组织抄发了《建议》，并随发民革中央《关于引进新人，加强领导班子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切实加强此项工作。
    为了保证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切实做好新老交替的工作，民革中央于同年11月召开民革组织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民革第6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引进新人工作的决定》。
    《决定》对引进新人的工作做了部署，对新人的条件作了规定。强调引进新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落实。要把政治素质放在选拔标准的首位。根据这个文件精神，许多省对55岁以下的党员进行了普查了解、分析研究、逐步筛选，提出符合引进条件的参考名单。为了提高这些骨干的素质，1986年民革中央举办了三期读书班，各地也开展了干部培训工作。一些经过考察和培训的新人被逐步引进各级领导机构，进而使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老化问题有所缓解。
    1987年2月，在民革全国代表会议上，27位老同志主动退出中央领导机构，72位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从而充实了领导机构，改善了年龄结构，在实现新老交替与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次会议新设置了荣誉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使退下来的老同志能够继续发挥影响和作用，为民革的事业贡献余热。
    同年11月，民革中央向省级组织发出《关于省级组织换届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1988年中央和地方换届，必须在年轻化方面有较大进展。《通知》对省委会成员的年龄作出规定，新进省级委员会的人选年龄一般应在60岁以下，其中50岁以下的应占适当比例。其目的是使更多的符合条件而又相对年轻的同志进入领导机构，增强组织活力，进一步开创民革工作新局面。
    1987年12月，在民革六届五中全会上，屈武从民革工作的全局出发，主动提出辞去中央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一致推举他为民革名誉主席，根据他的建议，选举朱学范为中央主席。大会向屈武写了致敬信，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称颂他“这种公而忘私的高风亮节，必将对民革组织的新老合作和交替，实现班子四化，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推进新老交替与合作，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方面，民革七大又迈进了一大步。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71名中央委员和66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其中87人是新当选，本届中央委员会平均年龄57��8岁，比上届下降近11岁。在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何鲁丽、李沛瑶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使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平均年龄由上一届的76岁，下降到68��78岁。有83位老同志主动提出不再进入中央委员会，表现出选贤让能的高尚情操，受到全体代表的尊敬。
 
    三、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民革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光荣传统，经受了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在这过程中，民革党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认识问题。事件过去以后，民革全党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思考。民革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关于学习和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决议》、《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国庆讲话的通知》、《关于加强民革自身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从这一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冷静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进行一次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政治素质，促进自身建设，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此基础上，民革中央于1989年10月，在京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
    朱学范主席到会讲话。他说，从我在民革工作四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宋庆龄、李济深等民革先辈带领我们所作的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决不允许民革党内有任何不同的声音。
    会议指出，要把加强思想建设放在自身建设的首位。当前要着重抓好对党员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要在党员中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鼓励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于组织建设，会议认为，民革组织正处在新老合作和交替的关键时期，首先要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特别是省级领导班子的建设。要进一步巩固、充实现有领导班子的人员，切实加强新老合作和团结，提高领导水平。要继续物色政治素质好、德才兼备、年轻有为的党员，建立后备干部队伍，保证民革工作后继有人。要十分注意提高党员素质，近期要把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在巩固和提高上。发展新党员一定要坚持条件，确保质量。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扬民主，严格纪律，充实骨干，健全制度，活跃组织生活。要重视机关建设，提高干部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这次会议，对于推动民革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