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见 毛 主 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属3个师，归第二战区序列。当时，我骑兵部队早在西安事变后调驻陕西咸阳，奉令驰往晋北待命，亦归第二战区序列。在保卫太原的忻口会战中，贺龙将军的102师与我骑二军（编者按：何柱国为军长）进行战役配合，并肩作战、融洽无间。1939年元月，我全军奉调移驻陕西之神木进行休整补充，得到了神木、府谷等县的边区政府的接济与支援，体现了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精神。
    我在陕北的半年多，因军事问题到过延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曾接见和招待过我。在谈到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时，我说，日本的侵华政策是不会改变的，目前暂时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是受国际影响，目的是分裂我抗战阵营内的团结，以诱降为手段破坏抗战。毛主席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1939年9月，我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密电，命令我骑二军调防河南。在调防时，路过延安，毛主席又热烈地欢迎我。并嘱我到中原地区后，要更好地配合友军，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抗战到底。请我参加了规模盛大的欢迎晚会。1939年9月29日延安《新中华报》上曾有详细记载，标题是：
    “中外朋友欢聚一堂
    本市特开欢迎晚会
    欢迎何柱国军长斯诺先生
    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同志”
    毛主席在欢迎词中说：
    “今天开这样盛大的一个晚会，欢迎中国的、外国的很多朋友和来宾，首先是二年多来在前线英勇抗战、劳苦功高的何柱国将军。何柱国将军这次率领部队从××开赴xx，途经边区，我们开会热烈欢迎，以及一并同来的骑兵军的许多同志。……”
    当毛泽东同志在掌声中走下台后，我被一阵阵紧接着的掌声请上了台。发言中我首先对欢迎晚会表示谢意，叙述了自“九一八”以来，辗转各地，抗日救亡的经过。我说：“中国地大人多，然而必须要精诚团结，才能发挥地大的大效与人多的多效。敌人就是害怕中国的精诚团结。今后为求得胜利更快到来，国共两党应更加亲密团结、收复一切失地，争取最后的胜利！”
    在我讲话之后，国际朋友斯诺先生和苏联朋友白列斯托夫同志也讲了话。来宾讲话后，接着开始了文艺节目。听了“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和新编的“‘九一八’大合唱”。尤以作曲家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歌声雄伟，气势磅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忘。抗战两年多来，我在晋北、晋西和八路军配合作战的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在战略战术的运用方面，获益良多。我想起1937年张学良将军在溪口对我说的话：“我为国牺牲了，可交了个能救中国的好朋友，望袍泽们维持这一友谊。”
    我们不仅维持了这一友谊，而且更加发展，更加牢固了。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6年12月12日。这天是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日，北京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周总理电邀我赴京（编者按：解放前，何因在参加熊式辉的宴会后，突然双目失明在杭州静养）参加。我记得周总理那天在会上对西安事变作了正确的评价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这次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联合共产党共同走抗日御侮的道路，导致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我又受到毛主席亲切的接见，亲聆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后设宴招待我，安排坐在周总理的左侧。席上周总理频频为我拈菜，特别照顾我。晚饭后，周总理还介绍我去抚顺进行针灸治疗8个月。

    （本文刊登于《浙江民革五十年》；作者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浙江省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