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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见 毛 主 席

2009/03/10 来源:民革浙江省委员会 何柱国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属3个师,归第二战区序列。当时,我骑兵部队早在西安事变后调驻陕西咸阳,奉令驰往晋北待命,亦归第二战区序列。在保卫太原的忻口会战中,贺龙将军的102师与我骑二军(编者按:何柱国为军长)进行战役配合,并肩作战、融洽无间。1939年元月,我全军奉调移驻陕西之神木进行休整补充,得到了神木、府谷等县的边区政府的接济与支援,体现了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精神。
    我在陕北的半年多,因军事问题到过延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曾接见和招待过我。在谈到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时,我说,日本的侵华政策是不会改变的,目前暂时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是受国际影响,目的是分裂我抗战阵营内的团结,以诱降为手段破坏抗战。毛主席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1939年9月,我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密电,命令我骑二军调防河南。在调防时,路过延安,毛主席又热烈地欢迎我。并嘱我到中原地区后,要更好地配合友军,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抗战到底。请我参加了规模盛大的欢迎晚会。1939年9月29日延安《新中华报》上曾有详细记载,标题是:
    “中外朋友欢聚一堂
    本市特开欢迎晚会
    欢迎何柱国军长斯诺先生
    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同志”
    毛主席在欢迎词中说:
    “今天开这样盛大的一个晚会,欢迎中国的、外国的很多朋友和来宾,首先是二年多来在前线英勇抗战、劳苦功高的何柱国将军。何柱国将军这次率领部队从××开赴xx,途经边区,我们开会热烈欢迎,以及一并同来的骑兵军的许多同志。……”
    当毛泽东同志在掌声中走下台后,我被一阵阵紧接着的掌声请上了台。发言中我首先对欢迎晚会表示谢意,叙述了自“九一八”以来,辗转各地,抗日救亡的经过。我说:“中国地大人多,然而必须要精诚团结,才能发挥地大的大效与人多的多效。敌人就是害怕中国的精诚团结。今后为求得胜利更快到来,国共两党应更加亲密团结、收复一切失地,争取最后的胜利!”
    在我讲话之后,国际朋友斯诺先生和苏联朋友白列斯托夫同志也讲了话。来宾讲话后,接着开始了文艺节目。听了“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和新编的“‘九一八’大合唱”。尤以作曲家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歌声雄伟,气势磅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忘。抗战两年多来,我在晋北、晋西和八路军配合作战的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在战略战术的运用方面,获益良多。我想起1937年张学良将军在溪口对我说的话:“我为国牺牲了,可交了个能救中国的好朋友,望袍泽们维持这一友谊。”
    我们不仅维持了这一友谊,而且更加发展,更加牢固了。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6年12月12日。这天是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日,北京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周总理电邀我赴京(编者按:解放前,何因在参加熊式辉的宴会后,突然双目失明在杭州静养)参加。我记得周总理那天在会上对西安事变作了正确的评价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这次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联合共产党共同走抗日御侮的道路,导致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我又受到毛主席亲切的接见,亲聆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后设宴招待我,安排坐在周总理的左侧。席上周总理频频为我拈菜,特别照顾我。晚饭后,周总理还介绍我去抚顺进行针灸治疗8个月。

    (本文刊登于《浙江民革五十年》;作者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浙江省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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