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校长•主委

  邵裴子，1884年生，原名闻泰，又名长光，杭州市人。19岁中举人，1904年进上海南洋公学，他与李叔同、谢无量、项骧同为蔡元培先生之得意门生。1905年赴美留学，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毕业。1909年回国，任浙江高等学堂经济学教授、教务长。1912年1月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
    1928年浙江大学改组成立，邵被任命为该校首任文理学院院长。从筹划院址、购置图书设备、延聘教师等工作，均亲自策划。他注重师资质量，聘请一些知名教授，如刘大白、郑晓沧、陈建功、苏步青、贝时璋等等。他尊重教师，爱护学生，又对学生严格要求，使学院成为国内有数的理科人才培养基地。
    1930年邵被任命为浙大校长，邵裴子主张“学者办学，舆论公开”，他的办学思想是：“宽大的范围内，予学生以思想及行为之自由，但使仍受校规、道德与健康条件之严格约束，以养成其独立而有规律之生活习惯，为将来担当完全的国民责任之准备。”他主张要培养出一批“士流”，他认为“士”有其崇高的品格，如古人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可杀，不可辱”。因此他认为学生中有行为不规的也不用“记过”、“开除”，情节较重者予以警诫，屡教不改者令其退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陈布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邵师平日遇余严，不假辞色，乃知其望余之切，终生感之不能忘。”
    邵裴子在任浙大校长期间，浙大经费极为困难，其时，蒋介石正集中精力围剿江西苏区，浙大往往几个月领不到经费，邵裴子虽千方百计筹措，总觉杯水车薪，教职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当时苏步青教授因领不到工作，有断炊之虞，邵裴子把自己的皮袍送进当铺，当了一些钱送给苏教授。
    在这种情况下邵裴子虽一心想培育一批德才兼备的“士流”，但因经费问题使他处处碰壁。1932年4月，邵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专任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邵因受到某些人的排挤，离开了浙大，离开了他创建的浙大文理学院。《浙大校史》评价说：“邵裴子的办学方针显然与蒋介石实施法西斯独裁的宗旨是不合的，处在这样的时代，当然难展其抱负，只得辞职。但邵先生是当时浙大师生怀念的一位好校长。”邵裴子离开浙大后，从事著译，校辑《林和靖先生诗集》、《唐人绝句选》等，译著有培根的《学问之增进》等。
    建国后，邵出席浙江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协商委员会委员，1952年被选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1953年兼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与馆长马一浮、副馆长宋云彬、张宗祥共同擎划为政府开“敬老崇文”风气之先。1954年起被选为浙江省第一、二届人大代表。

    1953年邵裴子参加民革，1954年起任民革浙江省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任委员。尽管年高体弱，兼职较多，但他仍十分关心民革工作，动员一批老知识分子参加民革，特别是在1955年省民革开展联系社会人士工作，邵裴子出谋划策，提出名单，亲自动员，使省民革的社联工作迅速发展，取得较多成绩。
    1957年5月，邵裴子与省民盟负责人宋云彬对龙泉拆塔事件，提出严厉批评。他们认为，把古塔拆毁去造一条砖头的道路，是旷古未有的荒唐事情。邵裴子还在省人大大会发言，呼吁“要加强宣传，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提出“对于文化遗址、古墓群、古建筑、碑碣等应当坚持保存，对于文物采取粗暴态度，以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者，……应依法移送人民法院判处。”
    1958年邵裴子被选为民革第四届中央委员，1961年被选为省民革主任委员。这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杭州饭店约请邵裴子、马一浮等知名人士座谈，并共同吃饭，使邵裴子深受鼓舞。
    这年10月，邵裴子出任浙江省各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筹划纪念活动。邵裴子并代表省民革在纪念大会上讲话，号召各界学习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为促进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1964年邵裴子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欣然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回杭后并亲自传达。
    邵老酷爱藏书，解放前有一年竟无余资过年，有一至友赠其银元百元，他以80元买了一部《诗经》善本。邵老爱梅，常有孟浩然踏雪寻梅的雅兴，晚年行动不便，每当梅花开放时节，至友、学生相继赠送各种梅花，邵老客堂里20多只花瓶，插满了各色梅花。
    邵老书法有董其昌韵味，友好、学生请求墨宝，常欣然挥毫。苏步青教授有诗《题邵裴子先生为陈从周教授书扇》，诗云：“识荆长记好湖山、五十三年转若盘，神笔已随双鹤云，犹留真迹在人间。”
    邵裴子廉洁自律，公私分明，他在省民革领导岗位上15年中，在生活上从不向民革提什么要求，常说为省民革做的工作太少。他的长子邵倞因病退职后，生活困难，曾设摊修补鞋子。邵裴子也从未向组织提过要求。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书写毛主席《长征》诗，送给省民革悬挂，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鼓励民革同志克服暂时困难的信心。
    在“文革”中，邵老受到冲击、批斗。1968年8月1日在杭病逝，享年84岁。生前遗嘱将其全部藏书、文物捐献国家。

（本文刊登于《浙江民革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