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伟规劝其子拒绝拍摄反华影片

   最近从报上看到“外交部解密档案”。其中有关于外交部在1958年动员杭州人杜念嘉退出拍摄英国反华影片《六福客栈》的内容。档案中提到“该片讲述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把山西省人民描写得十分落后、贫穷、尴尬；到处都是难民、土匪、缠脚妇女……，还故意描写中国人没有饭吃，围着一个大垃圾桶，抢吃垃圾桶里的脏东西，以借此侮辱我国，……使外国观众对中国及中国人产生极不正确的印象。该片需要大量华裔演员，制片顾问系1948年在英国留学生杜念嘉。”
    外交部了解到“杜念嘉，杭州人，他父亲杜伟系民革浙江省委会委员、省政协委员……。杜念嘉由其父介绍到上海工作后，又由其父介绍给朱家骅在任教育部专员，解放前朱家骅派他去英国留学。
    据了解，1958年4月17日，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吴少典副部长动员杜伟，设法阻止其子杜念嘉，切勿为外国利用，拍摄污蔑祖国的影片。杜伟当即表示：“愿尽一切力量规劝其子”。
    “杜念嘉自其父去信责备后，已于4月28日来信表示：原先该公司拟聘儿任中国技术顾问，其后闻悉其内容欠妥，且已经我官方抗议，故合同一直未签。儿可担保对此片绝不予以合作，一切请释念。”
    杜伟字时霞，浙江青田人，1892年出生，1925年入陆军大学，解放前，历任嘉兴、绍兴、台州、温州专员公署专员。在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时，杜伟任浙江省政府委员、省民政厅厅长。当时民联领导人陈铭枢来浙江邀杜伟一同策反陈仪，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努力工作后，陈仪准备在浙江起义，陈仪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派人送密函给旧属汤恩伯，劝汤起义，不料汤即向蒋介石告密。1949年2月，陈仪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被押到衢州监禁，后被押送到台湾，被蒋介石处死。参见（《浙江在台人物录》，浙江地方志编纂室出版）。
    陈仪被捕后，杜伟潜往上海，他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余森文，用自己的坐车护送余森文逃脱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杜伟1948年在上海参加民联，1950年浙江民革成立后，杜伟的组织关系转到浙江，并在杭州定居，他任中国人民救济会杭州分会常委、杭州佛教协会副主委。他做了不少好事。1951年灵隐寺大殿梁柱瘫塌，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灵隐寺大殿修复委员会，杜伟任该会常委。大殿的匾额、楹联多由杜伟请马一浮、沙孟海、张宗祥等名家书写。当时没有放大条件，沙孟海写“大雄宝殿”、张宗祥写“妙庄严域”，每个字有一米多见方。杜伟用芦花扫帚扎成大笔，纸摊在地上书写。

    杜伟在操劳灵隐大殿修复事务处，于1952年筹办火葬场。在杭州凤山门原四明公所旧址办起“凤山火葬场”(以后业务扩大，迁至宝善桥，地方还是太小，最后迁至龙驹坞，即现在的“杭州殡仪馆”)。当时办火葬场提倡火葬，在全国是率先的。不久又筹办“南山公墓”。
    杜伟可能是因为他是佛教协会副主委，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子弟佛陀等是火化的，他想不到这两件事对杭州人有这么大的影响。
    杜伟在民革编在省委会直属一支部，当时我在省委会工作，组织派我联系该支部。与杜伟接触较多，尤其是我们住得很靠近，我住在武林路21号，他住在祖山寺，原在武林路群众艺术馆北面，现已拆，相距约二百米，杜伟家在马市街64号，他因工作关系，多住祖山寺，在寺内比较自由，有空常与祖山寺主持宝云法师下棋。祖山寺拆毁后，宝云法师到虎跑寺当主持，杜伟有时还到虎跑与他下棋。
    1955年何柱国（原国民党骑兵二军军长）参加民革后，杜伟经常到菩提寺路7号何柱国家去，1957年2月民革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杜伟、何柱国都当选为民革省委委员。因在讨论省委领导人选时，杜伟认为何柱国应选为省委领导，在同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中，何柱国、杜伟均被错划为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予以改正。
    杜伟在反右派斗争中不断受到批斗，在蒙受冤屈的情况下，仍然于1958年4月，规劝其子不参加反华影片拍摄，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