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0年（二）

第二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一节　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公开接受中共领导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进攻，将国民党军队分割和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5个战场上，逐步形成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战略决战的态势。人民解放军处在十分有利的军事地位，国民党军队被动挨打，处境越趋不利。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城市政策、新解放区政策、工商业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逐渐完备和系统化，保证了各条战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其政治和经济危机。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打倒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条件日趋成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明确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系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就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提出意见，他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毛泽东提议于1948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此项会议，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同时还随信附了三党联合声明草案，并就联合声明的内容、文字以及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等问题征求李济深和沈钧儒的意见。5月2日，中共中央就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会议问题电示中共上海局，指明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立即得到民革、民联、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革和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举行会议展开讨论。各党派一致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由之路，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郭沫若等，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表示完全赞同。5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华南分局，要他们就召开新政协问题，同真诚反美反蒋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知名人士交换意见。5月8日起，在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对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个以香港为中心，主要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讨论新政协的运动从此展开。

 

 

 

 

 

 

 

 

    9月27日—29日，人民政协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月30日，选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等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民革领导人何香凝、李章达、蔡廷锴、李锡九、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龙云等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告“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0月1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个政权机关。在稍后成立的政务院的组成人员中，民革的不少成员出任政府重要干部，主要有：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陈铭枢为法制委员会主任，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程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余心清为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和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世璋为监察部副部长，李任仁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其瑗为内务部副部长。王昆仑、黄绍竑、朱蕴山、梅龚彬、吴茂荪、李民欣、陈劭先、许宝驹、林一元等分别担任政务委员或政务院各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工作。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民革中央致电热烈祝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表示，“本会号召全国同志竭诚拥护人民的中央政府，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民联、民促及民革的各地方组织也分别致电庆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数千年的专制压迫、一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侵略、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结束，一个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和作用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以及其他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活动，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民革的光荣。

 

    民革在积极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同时，还组织成员不断学习讨论，提高认识，取得进步，并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表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立场。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批评了在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上的种种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阐明了即将成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基本方针政策，为新政协的召开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文章发表后，民革立即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美国援蒋内战的失败开脱罪责。8月14日起，新华社接连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4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深刻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对此，民革发动自己的成员举行座谈会，讨论毛泽东所写的评论，并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阶层人士一道参加了批判美国白皮书的运动。8月18日前后，民革李济深、李德全，民联谭平山，民促蔡廷锴分别发表讲话，指斥美帝始终与中国人民为敌，揭露其破坏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阴谋。9月1日，民革中央发表《严斥白皮书》的声明，严正指出美国这篇自供状使中国过去对美帝国主义曾经有过幻想的人们获得了宝贵教训。声明驳斥了白皮书宣扬的侵略逻辑和种种谬论，表示民革将“恪遵中山遗教，联合苏联”，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从根本上“消灭美帝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蒋介石集团的一切残余势力，并粉碎美帝国主义继续征募各种色彩的破坏分子来捣乱中国及捣乱世界民主力量的阴谋”。这次讨论使民革成员受到很大教育，对提高民革成员特别是领导层对中国革命以及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有重要作用，使民革在参加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更充分了。
    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50余人，前往车站迎接。9月9日，在湖南起义的国民党元老程潜应邀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由长沙抵达北平，毛泽东等前往车站迎接。
    9月13日，新政协筹备会又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26人。会议决定把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审议和基本通过了下列各项文件：(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全部完成了。
    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界别的代表共662人，应邀来宾300多人。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民革系统的代表总共39名，他们是：民革正式代表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李德全、张文、李锡九、陈劭先、朱蕴山、梅龚彬、余心清、王葆真、李任仁、刘积学、陈汝棠、赖亚力，候补代表吕集义、郑坤廉。民联正式代表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肖隽英、李世璋、谭惕吾(缺1名)，候补代表：于振瀛、田竺僧。民促正式代表蔡廷锴、蒋光鼐、陈此生、李民欣、秦元邦、林一元、谭冬菁、司马文森，候补代表李子诵。此外，民革成员李章达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朱学范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陈其瑗代表华侨，周颖作为全国总工会候补代表，李侠公作为待解放区候补代表也出席了会议。龙云、宁武、张治中、邵力子、刘斐、李蒸、钱昌照、卢郁文、许闻天、程潜、邓宝珊、黄绍竑等国民党著名人士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民革中常委何香凝代表民革中央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她说：“现在蒋介石垮台了，人民政协开幕了，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40年，谋求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些革命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下的孙先生了。”何香凝说：“我们信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今天要来做一个模范的新民主主义工作者，就要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模范力行者。我们要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我们各民主党派的党员及负责人，尤其应该实行政府的法令、政令，勤俭节约，临事不惧，实事求是，这才能对得住全国的人民，对得起无数死难的烈士。”她表示相信，“只要我们能实现共同纲领，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团结，共同向帝国主义作斗争，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亲苏政策与毛主席建国方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奋斗，那么，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人民的前途是无限幸福的。”特邀代表张治中、程潜也先后在21日的会议上讲了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还通过临时决议，以大会名义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杨杰家属，对杨杰在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表示吊唁。
    9月22日，谭平山代表筹备会第二起草小组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9月23日，继续举行全体会议，李济深代表民革第一个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显示着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显示着中国人民从此自己来处理中国的事务，显示着人民的新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前程”。“从此我们开始稳步走上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道路”。他指出，大会之所以能够召开，应“感谢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艰苦和正确领导，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感谢全国人民与反革命势力长期搏斗，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李济深强调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即人民由被压迫地位变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新国家中，政权操在人民的手里，并剥夺违背国家利益的反人民的反动派即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派之参政权利。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代表民革郑重表示：对于人民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出的共同纲领第三项法案草案“完全赞同”，因为这些“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内容正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艰苦追求实现的目标，更与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在今后的新中国建设的艰巨工作中，我们还要更加巩固四阶级联盟，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领导之下，按照本届会议制定的蓝图共同纲领，不避艰辛再接再厉向前迈进。”在这天的会上，蔡廷锴代表民促，陈铭枢代表民联，也发了言。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招待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及有关人士。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刘斐、陈明仁、李任仁、吴奇伟、张轸、廖运周、黄琪翔等26人应邀出席。应邀作陪的有民革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等领导人也出席了宴会。席间，毛泽东主席几次举杯为起义人员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立下的功绩干杯。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这次宴会和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对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军人的起义行动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对民革领导人也是很大的鼓舞。
    9月24日，民革中央电贺人民政协第一届大会开幕，表示“愿在大会、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即将由大会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为实现共同纲领、大会决议而奋斗到底！”民革北平分会、上海分会等地方组织也纷纷致电祝贺。

 

    宣传委员会，由李子诵、黄文、梅龚彬、陈此生、邓初民、陈劭先、林伦彦、张克明、章导、胡导愚、陈其瑗、莫乃群、郑坤廉、肖隽英、吴茂荪等人组成。宣委会自1948年1月9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以后，主要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首先，针对时局的发展和中常会的决定，起草和发表了民革的各种文告、声明、谈话等。其次，筹办发行了报刊。经与上海迁港的《文汇报》多次协商，决定以《文汇报》为民革中央机关报，并于1948年9月3日出刊。该报以李济深、蔡廷锴、虞顺懋(沪版股东)、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马季良为委员，徐铸成为总主笔，马季良为总编辑，柯灵为副总编辑，严宝礼为总经理，并受到中共潘汉年、宦乡大力支持。1948年底，该报日发行量曾突破2��5万份，一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48年10月，为指导与联系本会会员，经中常会决定，办了一个党内的期刊，定名为《自由》(通讯版)，林伦彦任主编，于11月1日创刊，共出了4期。在民革正式成立前，李济深、蔡廷锴根据共产党员董必武的提议，在香港创立了私立达德学院，由李济深、蔡廷锴以及中共南方局的方方等组成校董会，陈其瑗任院长，进行干部的培养工作，1948年底被港英当局封闭。
    组织委员会由朱学范、陈汝棠、冯伯恒、陈秋波、章导、周颖、黄文、黄精一、李镇靖等人组成。组委会下设组织、训练、总务三个组，分别由陈汝棠、李镇靖(兼)、冯伯恒负责，并设秘书一人，由李镇靖负责。1948年1月22日，组委会决定了各级组织的通讯符号：总会(民革中央)——总公司(即国昌公司，李济深化名陈天任担任董事长)；各委员会——行(组委会化名惠元行，宣委会化名德译行，政委会化名天佑行，财委会化名福安行，秘书处化名远昌行)；各地分会——分公司；县、市民革组织——办事处、商店。组委会确定了民革的组织路线，并为防止投机分子混入民革组织，坚持会员标准，做了不少工作。如组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吸收会员的标准，规定：(1)入会会员必须同意本会主张，有坚决反帝反封建思想(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集团)，赞成耕者有其田政策。(2)介绍人保证入会会员在政治上的可靠性。根据当时民革在吸收会员和委派各地负责人工作中的混乱情况，组委会第九次会议规定：“凡主席交办接洽的对象，必须由本会派人，先行多次接洽后，将接洽经过提会审查，然后提交中常会。”“一切组织应根据总章规定办理。”组委会在发展组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1948年1月22日第二次组织委员会会议起，由组委会提名、中常会通过委派，或中常会先决定、组委会追认，委派了国内外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在国内外建立组织和发展成员。到1949年3月底，正式委派的组织有：海外总分会5个，省、市级分会11个，特别小组4个，共20个单位。直接吸收并按规定填写入会登记卡(当时曾规定国统区组织和同志不填入会登记卡)的会员117人。到1949年6月，已有国内基层组织18个，海外基层组织6个，共有党员2185人。
    此外，财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以及秘书处，也随着民革革命工作的开展，相应地开展了各自的活动。
    由于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不少民革中央的负责人员不能常在香港，各委员会成员也常有不能到任、分工配合不够的，工作指导和工作计划不够完善；加上民革中央地处香港，经常受到港英当局的限制和美蒋特务的包围；经费、设备等方面又有不少困难(当时在港民革成员除“二餐一宿”外全凭自己搞零花钱。为筹集民革活动经费，曾举办画社、茶舞会等)，所以，民革在港时期的会务活动，除在政治上公开发表声明、宣言，组织上秘密派人赴国统区建立地方组织、进行策反联络外，多限于计划和会议，见诸实施的活动不很多，成效也不甚显著。这种情况随着1949年民革中央机关迁到北平后才有了根本的变化，民革中央和地方的党务工作的开展才有了适宜的政治环境和物质保证。
第三节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一、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上半年，继三大战役之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和谈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时，人民解放军于4月20日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整个中国大陆的解放指日可待。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召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一致赞同。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已巩固地形成，各阶层人民已广泛组织起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基础和条件已经具备。
    从1948年8月起，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和有关民主人士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陆续到达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0月8日，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约请首批到达哈尔滨的民革、民联、民促领导人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等会谈。10月30日，中共中央将哈尔滨会谈的初步意见转告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经过多次协商，就新政协的筹备达成了协议。内容有：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许参加；新政协举行时间定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一是制定共同纲领，二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新政协筹备会决定由在哈尔滨改为在北平举行。2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等人到达北平，负责安排参加政协筹备会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接待工作。2月25日，在东北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等37人，由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陪同，自哈尔滨到达北平。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提议。3月下旬，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中央统战部也在此前后分批迁到了北平。经各方协商，决定新政协筹备会于6月中旬在北平正式成立。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共开了5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等共23个单位，134人。其中民革代表为李济深、何香凝、李德全、张文、李锡九、陈劭先、梅龚彬；民联代表为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许宝驹；民促代表为蔡廷锴、蒋光鼐、陈此生、李民欣。李济深代表民革中央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全中国人民，盼望有一个民主的、独立的、和平的、繁荣的中国出现，已经很久了”，“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烈士的头颅鲜血；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到今天，障碍我们建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快要完全消灭，我们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他指出“我们要筹备好一个足以代表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使之能够号召各阶层群众，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团结一起，各尽其所能，为肃清一切反动残余和建设新民主的中国而奋斗到底”。他特别强调：“共同建国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案，是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国家大计。我们要深谋远虑地制定切实的草案，使人民所愿望的新中国得以迅速地建立起来”，筹备会的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严肃地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我们的工作”。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报告，指出中共发出“五一”号召并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响应后，曾准备于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尔滨召开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这一设想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召开一个具有更加广泛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国性大会来制定国策，产生政府，成立新中国。经过协商，各方面同意这一主张，并决定新政协改在北平举行，由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为此，新政协的阵营必须扩大，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应该更加充分。经过讨论，大家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会议根据这个条例，选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蔡廷锴、马寅初、郭沫若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又推出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的各项准备工作，筹备会决定将参加筹备工作的各党派及各方面代表，组成6个小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分别进行具体筹备工作。民革、民联、民促的一些成员分别参加了各小组的工作。他们是：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参加拟定新政协参加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小组的工作。谭平山、李德全、郭春涛、蒋光鼐参加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谭平山任组长。陈劭先、许宝驹、陈此生、朱学范参加新政协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工作。张文、李章达、王昆仑、赖亚力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赖亚力担任小组秘书。陈劭先、梅龚彬、陈铭枢、蒋光鼐、林一元参加新政协宣言起草小组的工作，林一元担任小组秘书。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各小组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3个月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这一时期，李济深作为筹备会的副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各项筹备工作，为政协会议的正式召开作出了贡献。

 

    在开展策反工作的同时，民革还进行了组织武装力量的军事活动。如在广东，民革曾组织了一批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斗争。还在香港开办了游击训练班，为游击队培养骨干力量。在四川和西康，由刘文辉主持，收编了一些县的保安团队和自卫武装，组成由民革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这些地方武装多与中共地下组织及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互相策应，开展反蒋斗争。此外，在湘桂交界地区，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区，民革也有过组织反蒋武装的活动。
    民革组织和领导的地方武装，势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是云南的“滇黔人民自卫军”。1948年初，经民革中央与中共华南局协商，决定派遣吴信达(民革中央执委、云南民革组织召集人)回云南，与杨杰(民联中央负责人)、万保邦(民革云南分会筹委会成员，原龙云、卢汉的部下，国民党第60军军长)等联系，商量筹组反蒋武装事宜。当时，万保邦在滇南一带联络了一些专员、县长以及龙云部下的中下级军官和中小地主，准备组织“人民自卫军”，伺机发动起义。吴信达到云南后，在杨杰的指导下，即与万保邦等加紧筹组人民自卫军的工作。1948年8月，民革中央派谭冬菁、张克明，中共华南局派许实到云南，了解和加强自卫军的筹组工作。年底，民革中央又派卢志远从香港前往云南，以加强工作。1949年1月，在蒙自成立了“人民自卫军指挥部”，万保邦任司令员，杨德元任副司令员，吴信达任政治委员，张克明任秘书长(此时张返香港，由卢志远代)，万孟麟任参谋长，卢志远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共有兵力约8000余人。1949年2月28日，人民自卫军发起攻打蒙自县城，同时宣布正式起义，并散发了《滇黔人民自卫军起义宣言》、《告云南民众书》、《告云南青年书》。由于举事仓促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起义失败，杨德元、卢志远先后牺牲。此后，人民自卫军分成小股在屏边、文山、马关、金平及中越边境一带打游击。随着云南的和平解放，人民自卫军各部按照民革中央和中共华南局的指示，陆续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收编。在人民自卫军存在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共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吸引了云南敌军的主力和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斗争，为促进云南人民的觉醒、推动卢汉将军的起义、实现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民革在策反和组织武装的过程中有过一些不当之处，如不择对象、盲目收编等。有的领导人也有过组织自己的武装以造成一种势力，从而在革命胜利后加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的想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和民革内部进步分子的不断努力，逐步克服了这些缺点，并把自己的革命力量完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旗帜之下，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全国解放前夕，许多民革组织和成员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关系和自己的特殊身份，配合中共做了大量掩护、营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并冒着危险，保护了一批档案、资料、矿山、物资和公共财产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转移和破坏，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民革在参加民主革命、从事军事活动的斗争中，不少成员出生入死、英勇顽强，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迫害乃至屠杀，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1949年2月，在上海、南京从事民革地下工作和军事策反的王葆真、孟士衡等15位民革成员被反动当局逮捕。民革南京筹委会主委孟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和工作人员肖俭奎3人，5月9日下午被国民党汤恩伯部枪杀。重庆民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黎又霖，因从事军运和营救难友等工作，于1949年8月被军统特务逮捕。同时和稍后被捕的还有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周绍轩、王国源、杨其昌等。重庆解放前夕，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4人被杀害。民革在川南地区负责联络地方武装的李宗煌，1949年5月正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重庆解放前夕被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集中营。民革中央执委、湖北民革负责人之一的曹天铎，1948年春奉李济深之命，持李的亲笔信到湖北麻城策动白崇禧部张淦兵团起义，后遭逮捕押送南京，下落不明。民革中央执委、民联中常委、民革、民联西南地区负责人杨杰，为民革的军事活动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9月9日，杨杰由昆明到香港，准备赴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之际，9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寓所。据1949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民革从事地下工作和军事活动而牺牲的成员共32人。
    四、成立初期的组织建设
    民革一成立，即根据人民民主革命的需要加强组织建设，努力提高民革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保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开展和胜利。这一时期民革的组织建设主要是建立和强化中央各职能部门，并通过这些部门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推动民革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发展进步。1948年1月4日，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各工作部门，并任命了各部门负责人。主要有中央秘书处、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中央学习委员会等。
    政治委员会是民革中央的政治设计机关，主要是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制定和提出工作方针及具体工作方案供中常会选用。如在其工作大纲中规定：“在争取民主阵线之扩大和巩固，打破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促进卖国独裁政权动摇瓦解的原则之下，拟订各种政治合作与政治运动方案，提供常委会采择施行。”因政委会正副主任冯玉祥、郭春涛一直未能到会，该会先由中常会指定陈其瑗为召集人。1948年6月26日，政委会第13次会议推举朱蕴山为负责人。经常参加会议的有陈此生、林伦彦、张文、肖隽英、吴茂荪、朱蕴山、陈驰青、陈劭先、陈其瑗、吕集义、梅龚彬等人。政委会起草了工作大纲、军事工作大纲，讨论并提出了各方面的工作意见和方案。
    比如，政委会讨论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请各民主党派讨论的解放大城市急需解决的7个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意见；讨论了中共中央1948年“五一”口号中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和表明了态度，还推定朱蕴山、陈此生、吴茂荪等人负责起草新政协的各种文件和办法。1948年8月29日，政委会第15次会议作出决议：(1)民革应以新政协作为主要工作。民革是国内三大政党之一，应尽力主动配合新政协的召开。(2)策反为辅中心，应配合全国形势去开展策反活动。(3)民革中央应搬到解放区去，以加强新政协的工作，在那里较为容易联络、策应，又可表现其组织联合政府的诚意。中央搬走的同时，准备设立华南执行部。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美国电讯工会、白领工人工会、交通工会的会长联合发表宣言，申明美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美国援助中国反动当局压迫人民的政策。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教友原来不了解中国内战真情，支持蒋介石(蒋是美以美会教友)，听了冯的演说，改变了看法。该会一位神父对冯说：“以前我们由于蒋介石是美以美会的教友而引以为荣，听了你的演讲以后，我们都引以为耻了。”美国圣公会主教毛尔顿、神德学院院长保迪特博士以及其他宗教界牧师、神父等著名人士，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反对美国政府援蒋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呼吁各界人士踊跃参加美国对华及远东政策大会，共同督促美国政府改变目前执行的对华错误政策。冯玉祥在美活动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忌恨，他们宣布开除冯的国民党籍。冯玉祥不顾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当局的迫害，继续进行反蒋宣传。1948年，为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冯玉祥决定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乘苏联邮船回国，不幸中途因轮船失火遇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有关人士组织了一个“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向美国政府错误的远东政策进行斗争。当美国国会批准《援华法案》后，该委员会发起举行中国周活动，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政策。    1948年4月20日，李济深致电“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表示坚决支持美国反战人士举行中国周活动，指出中国周活动代表了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伸出的正义之手，它反对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政策，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的新生，“愿永恒地与贵国民主人士合作，共同致力于打倒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反动政策，为谋求世界人类永久和平康乐的基业奋斗到底。”当时冯玉祥受李济深的委托，以民革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国周开幕大会上发表了演说。6月2日，民革中央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民促领导人蔡廷锴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电华莱士，表示热烈支持他“为争取美国民主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指出，大量美军驻在中国，是中国人民“不能忍受的侮辱”，中国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他们热烈地赞同华莱士提出赞同撤退驻华军队、停止援蒋、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具体建议，希望他继续努力，为中美两大民族和平共处与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奋斗。李济深还特别为华莱士在伯灵顿演讲时遭反动派污辱一事致电慰勉，表示中国人民“皆愿为阁下后盾”。李济深曾多次会见外国记者，批评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呼吁美国政府尽快改弦易辙。
    三、努力发展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
    民革成立以后，为了推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利用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历史、社会关系，积极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发展和壮大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
    民革从成立起，一直把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和组织武装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前进的主要手段，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引导国民党将士脱离蒋介石集团，民革进行了大量策反宣传。1948年9月，民革中央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指出“黄埔同学及其他属于国民党的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国民党的生存，甚至为了自己的出路”，“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脱离蒋政府，到革命委员会来，和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淮海战役打响后，1948年11月16日，民革中央发表《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立刻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总理手订的三大政策，“以达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任务，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政权及其凶顽集团”；军界人员“应立即效法吴化文、曾泽生、周福成诸将领作军事起义”；政界及地方人员，“应号召民众、组织民众，作政治起义，脱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经济工商界人员，“应一方面加紧瓦解豪门资本的经济体系，一方面加意保护工厂，使勿遭受破坏”；文教人员，“应积极倡导民主革命”，“激发革命情绪”，保护和维持好学校及文化机关，“勿使反动政府予以毁坏或迁移”。
    为了有效地组织策反行动，1948年3月，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工作大纲》，并决定反蒋军事工作的实际行动，由李济深特设秘密机构执行。李济深、蔡廷锴、龙云、谭平山、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随即组成秘密军事小组，拟订了具体行动计划，并决定与中共华南局、华中局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指导，以期配合进行工作。
    民革中央根据朱蕴山的建议，在华中方面暂时特设军事行动小组，加强对华中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南进。朱蕴山负责该组的政治外交工作，王笑天负责军事技术工作，李一平负责财务工作。于是，民革从香港陆续派出许多成员，带着李济深的亲笔信到内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策反工作。李济深还多次亲自给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写信，促其反蒋起义。1948年12月22日，李济深在给白崇禧的信中指出：“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协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桂系、西北军旧部及川、康、滇各地方实力派，在民革成员的联络与策动下，陆续派人到香港与李济深、朱蕴山、尹时中等联络，寻求支持。同时，民联、民促也各自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和成员的历史关系开展了策反工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民革先后在推动许多国民党军官率部起义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比如，原国民党济南守军96军军长吴化文、国民党59军军长刘振三、国民党110师师长廖运周、国民党19兵团司令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第51军军长刘昌义、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宗珩及该署所属第16兵团副司令曾元、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0兵团陈克非、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安徽省国民党军第2纵队司令陈瑞河等。此外，民革还在国民党政府系统内进行了策反活动，促成一些重要官员弃暗投明。民革的这些策反活动，对瓦解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军队、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促进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民革的策反活动基本上是在中共领导下或配合中共的行动进行的。

 

    1948年2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重唱“第三条道路”的老调，企图挽回它在中国的失败。对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了有力揭露和批判。3月5日，民革中央常委谭平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一文，指出：在美蒋导演下，“无论打起‘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的臭旗子，还是高唱‘第三条路线’、‘再起和平运动’、‘要求国共两党息战’的滥调”，其主要目的，就是企图“分化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改善蒋朝孤立状态，借以获得喘息时间”。文章要求革命派除揭露和打击“自由主义”和“中间路线”之外，还要“整顿我们的革命队伍，清除一班苟安妥协的动摇分子，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同年3月12日，民革在《为总理逝世23周年告本党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孙中山制定的革命主张“早已为总理叛徒蒋介石所全部抛弃”，“今天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民族权利”，国民党员和全国同胞都应“为打倒蒋介石卖国政权而奋斗到底”!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蒋介石集团为了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上一点“民主”的装饰，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对此，李济深当即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李济深否认伪选及伪国大的声明》，指出：1948年3月开场的伪国民大会，是根据1946年11月伪国大制定的伪宪法召开的。而由这次伪国民大会选出的“大总统”、“副总统”，“不问其为何人，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全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坚决予以否认的”。李济深指出，这次伪国民大会上类似袁世凯的筹安会、曹锟的贿选之类的丑剧表明，国民党反动派是在“自掘坟墓”。5月3日，“行宪国大”闹剧收场第二天，民革中央即发表声明指出，南京政权“所以在军事、政治、经济严惩危机中急急召开伪国大”，其目的不外是“通过伪国民大会满足独裁者‘帝制自为’的大欲，并授予‘总统’以戡乱特权，使反动政权及内战合法化”。因此，民革对“伪国民大会所作的决议及由其产生之政府所签订的对外条约，对内一切立法及行政措施，一概不予承认”。
    8月，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企图通过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财政危机，并对全国人民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掠夺。对此，李济深发表《反抗凶残的掠夺》一文，号召人民，尤其是工商业者不要与蒋介石集团合作，尽可能地收藏金银和外币，存实物不存蒋币，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行动。
    10月，民革与民盟、民联、民促等8个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告同胞书指出：“南京独裁政府的丧钟响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大团结，一致奋起打倒民族敌人的时候到了”，“每一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同胞都要参加这一个共同的历史事业”。
    这些行动表明，民革已经彻底走上了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已经坚决地站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步事业一边。
    二、反对美帝国主义扶蒋内战
    民革在反蒋的同时，积极地开展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援助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斗争。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向国民党军队展开全面的战略进攻，接连取得胜利。国民党为挽回败局，数次派人赴美乞求军事援助。12月23日，美国国会批准向国民党政府贷款1800万美元。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总额为4��63亿美元的援华计划，次日经杜鲁门签署而成为1948年《援华法案》。针对美国继续援蒋内战的行径，民革、民联、民促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声明，严正地指出美国政府继续援助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是助长中国内战，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只能加深中国人民的痛苦，因此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此种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同时，绝不承认南京独裁政府所签订之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联领导人谭平山著文指出，美国政府的积极援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只不过是“想用输血的方法来挽救蒋介石垂死的命运”，而指望以这种方法挽救蒋介石集团的命运则是毫无希望的。
    1948年10月22日，民革、民联、民促和民盟、民进、农工、救国会、致公党等民主党派联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控诉书》列举了9个方面的事实，按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向大会提起诉讼，强烈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放弃美帝一切在华的海陆空军基地；立即停止援蒋，废除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他们还要求当时联合国将控诉书转发各会员国讨论，希望各国一起纠正美国现行侵略政策的错误。这次行动，在国际范围内扩大了中国人民反美侵华斗争的影响。
    1948年2月初，冯玉祥、王昆仑、吴茂荪、赖亚力等在纽约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驻美总分会联络会，冯玉祥以民革驻美代表的资格向美国司法部作了正式登记。冯玉祥个人出资将民革成立大会的4个文件付印500册，分送美国国会、马歇尔、华侨商会、各图书馆、各大学等，进一步加强了反美援蒋的宣传工作。在各人民团体、华侨团体、学校、教会的集会上，冯玉祥发表了数以百次计的演讲。他指出：“中国现在已成人间地狱”，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个屠杀政府，把人民当牛、当猪、当羊一样来任意屠杀”，“只有和平民主才是出路，要和平民主就得制止美国援蒋”。冯玉祥对美国人宣传主要强调了这样几个观点：美援助长了蒋介石及其各级官僚贪污；蒋介石为自己开脱罪责，把内战失败的责任都推到美国身上；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大得人心，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迅速壮大，共产党在中国即将取得胜利”。他称蒋介石是“屠宰公司总经理”、“运输大队长”、贪污中饱的“无底洞”。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震动。冯玉祥还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和撰写文章，拜访主持正义的议员、法官及前副总统华莱士、前内政部长伊格司、英国和苏联的驻美大使等，向他们说明中国内战的真实情况，进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的宣传。为防止美国会通过援蒋法案，他还亲自到美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调查组作证，警告美国政府“如果借钱帮助蒋介石杀中国人，中国人民要把这笔血债记在美国政府账上，至于借款，中国人民是一定不还这笔账的”。冯玉祥讲了两个小时之后，美国国会原拟批准援助蒋介石6000万美元减少到1800万美元。为分化中国的爱国民主力量，美国务院派员拉拢冯玉祥说：“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绝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要钱有钱，要军火有军火。”冯玉祥严正回答：你们说不要共产党，这和我们没关系。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孙中山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哪能随便更改!更改了这个，便是叛徒。如果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样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后来冯玉祥将此事经过函告李济深，李济深认为冯玉祥做得对，并将冯的信件在香港发表。

 

    民革、民联、民促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新政协运动。1948年5月，民联在香港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是“民主统一战线争取革命胜利的具体指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衷心地一致地赞同这个正确的号召，而且积极地督促蒋管区的同志们共同行动来促其实现，并保证其顺利成功”。民联认为，将要召开的新政协应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至于社会贤达及爱国分子的新政协”。新政协的共同纲领，“应该是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符合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民促也于同月在香港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与我们目前的主张相符合”，是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共同一致的要求”。宣言认为，新政协的构成内容，必须具备四个原则：第一，新政协必须是建立在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反对独裁，协调各阶层民众共同利益发展的立场上；第二，新政协必须领导目前全国的反美爱国运动，号召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征粮、征购、征兵，反对南京政府的苛捐杂税，反对一切迫害，反对饥饿；第三，新政协必须紧密联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外华侨、民主人士，通过革命斗争方式，彻底摧毁蒋介石独裁政权，“永远使其不有复活的机会”；第四，新政协必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前提，以各阶层人民利益互相协调为前提，而不以党派立场利益为前提。
    5月23日，谭平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比较了新旧政协的根本不同，即旧政协包含着“民主与反民主两大势力”，其构成的成分不纯，而新政协摈弃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及与其同流合污的民、青两党和所谓“自由主义者”，其构成分子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而且确有群众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文章说，新政协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而“决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文章强调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新政协领导的责任应“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这些观点对于正确引导和影响新政协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多次充分的讨论，民革中央于6月25日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明确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获胜、国民党反动政权行将崩溃的今天，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民革不仅同意中共中央这一建议，而且要“以此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声明》提出了对新政协的四项意见：(1)今后的一切决议与措施，“必须彻底明了全国人民的需要，并充分尊重其意见”，务使今后的新中国成为一个“全国人民自由平等的国家”；(2)应下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3)必须坚决反对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援助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美帝国主义，“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而后已”；(4)新政协所实行的措施，“必然照顾到各社会阶层之利益，而使其在互助互利的原则下，共同发展”。
    为了实现并召集政协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需要就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代表名额以及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时间及如何召集等问题，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意见。为此，中共中央于6月13日电示中共上海局和华南分局并告潘汉年，要求他们就上述问题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等，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并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再次提出希望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就召集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等问题“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这样，在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中，就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8月至12月，民革中央就新政协诸问题展开多次讨论，李济深、何香凝并与其他在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讨论了由中共中央提出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讨论修改过的文件《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在讨论中多数人认为，新政协应以团结全国人民，加强和扩大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建立独立、民主、统一、幸福的新中国为基本任务；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应是制订共同纲领和宪章原则、筹备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新政协的召集人应是中国共产党；新政协的参加者应是赞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党派和团体，而且应是在新政协召开前已用言论和事实证明其为人民尽了相当责任者。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但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并见诸于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等。在讨论过程中，民革中央政治委员会还推定陈此生、吴茂荪、林伦彦、梅龚彬4人分别起草了新政协共同纲领、新政协实施办法、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组织法等文件的草案，提供给有关方面进一步讨论时参考。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濒临覆灭的绝境。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民革的领导成员对于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逐渐趋于统一，公开表明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拥护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立场。1948年11月14日，李济深对美国《纽约邮报》记者马丁发表谈话指出，在“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间，没有中间路线或第三条路线”，如果美国还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话，“我们不能既反帝又反苏，我们也不能既反帝又联美”，中美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要看美国“是否能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只要美国“变更政策，我相信新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可以考虑与美国合作并维持商务关系的。当然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他号召国民党的军事将领必须“立刻起义”并“有行动表现”才可能被欢迎参加新政府，如“等蒋倒了以后再有行动，那就不能算‘起义’了”。12月8日，李济深在回答法国《新闻社》记者提及有人认为中国不可能成立联合政府，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和中共接受苏联“直接军事援助”时严正指出：“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中共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1949年1月22日，民革、民联、民促已进入解放区的主要负责人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李德全、朱学范、朱蕴山、邓初民、冯裕芳、许宝驹、李民欣、梅龚彬、周颖、吴茂荪、林一元、赖亚力等，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共55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明确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共同进行人民民主革命，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这是民革第一次公开表明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标志着民革的重大政治转变。1月27日，民革在沈阳单独发表《对于时局的声明》，指出革命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是“同其内容”，而中国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认为“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至重蹈辛亥以来革命失败之覆辙”。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为贯彻上述的政治主张，李济深给在香港和上海的民革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发出电报指示：“任何同志不得以分会或个人名义，在本会时局声明及民主人士55人对时局意见两文件范围以外发表政治主张”，“务须依照上述二文件所定之政治方向进行工作”，“一切有关政治军事策动及党派联络工作，均须事前请中央核准”。
    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参加新政协运动，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民革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成立初期的联共反蒋发展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这是民革的重大进步，是民革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支进步政治力量的标志，也是民革继续前进的重要政治基础。
第二节　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的同时，民革坚决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配合中共，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一、发表反蒋言论，宣传革命主张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之际，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蒋介石政权一方面尽力征发一切可能征发的人力物力，继续进行内战，另一方面又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用各种暴力手段打击和迫害民主党派，颁布并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整个国统区经济也濒临崩溃，一再爆发恶性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陷入绝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国民党统治基础走向瓦解，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统区人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学生运动在“反迫害”的旗帜下更加高涨。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同济大学血案，上海、北平等地学生反迫害斗争再次掀起高潮。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迫害促使民主党派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鼓励下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明令取缔该盟。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1948年1月，就在民革成立之际，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任何解散民盟的决定，并提出站到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上，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而奋斗。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民革从一成立起，就积极投入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革命洪流，并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号召国民党员和全国同胞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