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崇敬的民革领导人李济深

  民革在香港成立之初，我即向往加入。后经多方奔走争取，到了50年代终于在上海如愿以偿。追溯我之所以较早要求加入民革的渊源，还得从家先兄毛国钰早年追随李济深进行民主革命活动时谈起。
      民革创建人李济深，字任潮（1885-1959），广西苍梧人。陆军大学三期毕业。1920年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第一师任副官长、参谋长、师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时，任第四军军长、总司令部参谋长、广州留守主任、广东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职位仅次于蒋介石。1929年与蒋政见姐龋，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即“蒋桂战争”。失败后，被诱禁南京汤山，到1931“9.18"事变后获释；1933年11月又与旧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率领19路军反蒋，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即所称“闽变事件”，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军事协定，开始与共产党合作。
    家兄国钰，又名平治(1903-1939)，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毕业，曾任奉化溪口、慈溪庄桥区长。他颇有抱负，目睹外患内战，不满政府，就在“闽变”之前，在上海结识一位意志相合的原北伐军团长，一同投奔李任公左右效力。失败后，任公与诸人流寓香港，又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进行反蒋活动。家兄为报社撰稿，或衔任公之命先后数次奔走宁沪等地活动。后来又随同任公到苍梧故里滞留一年。1936年冬到杭州，时值自治专校创办人首任校长朱家骅再次来浙主政，关心所有失业学生，重新分派各县任职，家兄派到奉化。家兄平素嫉恶如仇，曾惩处过本地的一个无赖。此时乡间土匪猖獗，无赖也上了山，就唆同同伙窥家兄回家之日前来杀害，老母、家兄、次兄与客共四人同时罹难，其时为1939年。
    在这场灾难中，我得以幸免，浪迹他乡，初在乡、区公所工作，旋即投笔从戎，考入宪兵部队，团长同情我家遭不幸，派充习书。未久，欣悉任公时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即驰书诉述家遭匪祸情况，很快收到复信，对我“惨遭家难”深表悯恻，勉励我“一方努力职守，以资历练；一方勤奋自修，以求新知。一遇机缘自有出人头地之候……”
    此时，又获悉驻地广丰有一陆大四期毕业的军界前辈俞次平，晚清时与任公同事和陆大前后期同学，退居在乡。我即前往拜渴和写信陈情，蒙他奖掖后进，热肠古道，推荐我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机要室任职。其时，我常去信向任公报告个人种种情况，每必得复，奖勉有加，并示意“顾长官处或能代为推彀”。于是又请托俞次公发函促成，任公果然修书向顾推荐。接见后调升上尉，不到二年升少校。1944年桂林弃守，才与任公失去联系。
    我加入民革的经过是曲折的。抗日胜利之后在杭州，就有姓彭的老同事告知，任公已退役，仍在筹建新的政党活动，离宁赴香港时过杭，寓葛岭饭店，约集一些旧部叙谈。我是事后才听说，失去面聆教诲的机会。1948年1月，以李任公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我就跃跃欲思加入，却又一时无从接上关系。后来，李任公等许多民主人士先后北上，我就决定不去台湾，留在大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李任公是副主席之一，我深为鼓舞，拟去北京，却又不敢贸然成行。当时为了家庭生活，已开始做小本生意。1950年后才去信请求任公解决工作问题，随即收到回信，回信说：“一时无计代谋，侯有机缘，即为设法便是。再时代进步至今日，吾人一切思想、作风、人生观都应随之而改造进步。”在困境中能收到任公这样勉励的信，对我而言已是莫大的安慰，我至今仍保留着任公1941年、1942年、1950年给我的多封亲笔来信，我将之视为自己宝贵的精神财富。
    可以说，对李任公的崇敬，是我迫切想加入民革的主要动机之一，几经周折，我终于在1956年加入了民革组织，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本文刊登于《浙江民革五十年》；作者系民革奉化县委会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