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 武 主 席 在 宁 波

    1987年初夏，一个雨后初雾、阳光和煦的日子里，民革中央办公厅和民革浙江省委来电告诉一个喜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偕民革中央副秘书长沈求我、民革浙江省委主委何志斌等一行十人即将乘专车到达宁波，他们是专程来宁波视察并将去奉化溪口专访的。我随主委毛翼虎同志前去火车南站恭迎，屈武主席等下榻在新芝宾馆一号楼，屈武主席对这个清静的住处感到很满意。
    那时，我调入民革宁波市委会工作不久，仅一年两个月。由于历史、地理和乡缘关系，在贯彻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中，宁波确是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我也很幸运，让我有机会见到了不少心仪已久的民革中央领导同志。如1986年春夏之交，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先生夫人傅学文同志来甬。她早年留苏，与邵力子先生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争取民主与和平，以及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做过许多有益的事。她翻译的《丹孃　》一书，是第一个把丹孃（即《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一书中的女英雄卓娅）与德国法西斯英勇斗争事迹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就在屈武主席往甬前一个月，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同志曾率领正在杭州参加“一国两制”研讨会的各省、市代表六十余人来过宁波，并去了奉化溪口。记得同行的还有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副秘书长朱真，《团结报》主编，《瞭望》杂志海外版和《海峡之声》电台记者。
    宁波民革作为地方一级的民革组织，能接待民革中央主席，这在三十年来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当然以后就比较频繁了，朱学范、李沛瑶、何鲁丽等历届主席，都先后往临宁波视察过。
    屈武主席是宁波民革全体同志崇敬的一位老一辈革命家。他是陕西渭南人，“五四”运动时，被推选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代表陕西学生赴北京请愿。1925年初，受孙中山先生派遣赴西安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宗旨。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赴苏联学习。抗战初起，正当我们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他毅然回国，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立法委员、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乌鲁木齐）市市长等要职。1941年，在重庆与王昆仑、王炳南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国民党内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9年4月，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同年9月在新疆起义。至于解放以后与中共亲密合作共事的经历，已是众所周知，毋需再作介绍了。
    对于屈老的崇高品德和对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我等一直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今面睹其风采，竟是一位慈祥长者，衣履朴素，言谈谦和，令人有一种亲近的感觉。那时屈老已是九十高龄，仍然怀拳拳爱国之忱，不辞辛劳，为祖国统一大业作不懈努力。

    在甬期间，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叶承垣等党政领导去新芝宾馆拜访了屈武主席一行，并设宴为他们洗尘。屈老是陕西人，与何志斌主委是关中的大同乡。他饮食很有节制，食性喜清淡和稍加辣味佐料。他很少谈自己的政历，经在旁的沈求我、何志斌等同志介绍，屈老很早就服膺马列主义。早年在莫斯料中山大学读书时，与邓小平、杨尚昆、傅钟（原解放军总政副主任，上将军衔）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同班同学；与蒋经国也是谊忝同窗，交情都非一般。屈老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东床，与蒋经国是世交兼同学的关系。那时，苏联物质条件很艰苦，蒋经国也面临窘迫之境，屈武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一条毛毯送给了经国御寒。
    翌日（6月12日），毛老与我陪同屈老去奉化溪口重访蒋氏故居。他先后参观了蒋经国往昔读书处“小洋房”和蒋介石旧居“丰镐房”，看到这两处故居保护和整修得很好，非常高兴地说：“这是共产党对国共第三次合作诚意的物证。”接着，屈老不顾毫重之年，一定要登上白岩山鱼鳞岙蒋母墓道，在蒋母墓前敬献花圈，行鞠躬礼；下山以后，又去蒋经国生母毛氏墓前献花圈并摄影留念。他还兴致勃勃驱车直上妙高台。奉化的同志让他看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妙高台”匾额，说正准备油漆。屈老嘱咐说：“油漆好以后尽快把它挂上去，这样才会使旅游参观者有完整的印象。”在妙高台苍松之旁，屈老临风伫立，凝神遐思。他感慨万千地说：“四十年前我在此会晤过蒋氏父子，现在有许多话想与经国一诉衷肠，希望他能顺应潮流，接受‘一国两制’，这个最好的安排，共同为促进和平统一而尽力。”下山途中，又去雪窦寺稍为休息，同时参观了张学良将军手植的两株楠木树—昔日苗木，今已长成为挺拔高耸的乔木。屈老在溪口访问，有中央电视台等记者随行，录制成纪录片，以后在国内外都播放了。我亦为屈老拍摄了几帧照片，有在妙高台上苍松虬枝之旁的全身照，毛太君墓旁的留影等等，后来我看到有关的书刊和报纸上都采用了。毛老还特地撰写了一篇《陪屈老重游溪口》的文章，经屈老亲自校阅后登载在《团结报》上。
    屈老来甬视察，从1987年6月11日至13日不过短短三天，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与教育。像屈老那样高龄，他还在时时刻刻身体力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孜孜不倦贡献着毕生精力，对于我们这些民革后辈来说，确是最好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进一步深刻而具体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孙中山先生的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亲密合作。现在屈老已离我们而去，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本文刊登于《浙江民革五十年》；作者系原民革宁波市委会名誉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