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0年（四）

第四章　在曲折发展中经受考验
第一节　整风反右运动前后的民革
 
    一、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中国共产党进行全党整风是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来的。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的伟大的建设工作做好。同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决定明年(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现在就要进行酝酿和准备。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示》强调在整风运动中，要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放手鼓励批评。
    为发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集中给共产党提意见。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这种社会压力，整风就不易收效。至于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的形式，《指示》提出，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中共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向中共提意见，作批评；如有不便，则由共产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这样，在1957年5月至6月上旬，各式各样的座谈会就成了整风运动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各项工作展开批评的主要形式。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70多人次在会上发言，主要内容都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副主席蔡廷锴、熊克武和部分常委出席了座谈会。
    民革中央于5月29日发出《关于积极帮助中共进行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民革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热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帮助中共进行整风，对中共的组织和党员个人，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消除一切顾虑，实事求是，诚恳坦率，提出批评和建议。
    李济深多次主持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他号召民革成员以诚恳的态度帮助共产党克服缺点，要求大家“不要老于世故”，发言不要“空空洞洞，不着边际”。他指出，“只有说真话，才是对党忠实”，才是共产党真正的朋友。
    在当时相当宽松的自由批评的环境里，民革成员怀着发自内心的高兴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迫切心情，在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上积极进言，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善意的、正确的，对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好处。例如中央副主席熊克武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中央常委黄绍竑指出，我国立法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要早日制定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要依法查处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错误，致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的有关责任人。中央常委刘文辉、谭惕吾对一些领导干部“有法不依”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执法者必须首先守法。这些意见和建议，基本上是中肯的。
 
    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不正常现象，有极少数人乘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然要求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他们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漆黑一团”，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面对极少数人的这种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7月1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右派分子，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场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大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共产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当时，民革不少党员包括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一些负责人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给民革组织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

 
    三、民革的整风运动
    1958年1月，民革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对反右派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宣布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决定在此基础上开展一般整风运动，逐步实现民革组织和成员的社会主义根本改造。这次会议标志着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民革的基本结束，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整风运动在民革的开始。
    一般整风运动的关键是“向党交心”，即“交对共产党的认识；交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交大鸣大放期间的言行和思想活动；交个人所受右派分子的言行的影响；交反右派斗争后的思想认识”。
    一般整风运动本来不同于反右斗争，它是一次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是，在“左”的思想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它仍然被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向党交心给民革成员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搞人人过关，迫使大家说了许多违心的话，严重违背了当时的思想实际。运动又进一步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致把在交心过程中认为有“错误思想”的一部分党员又定为“右派分子”，造成了更多的不幸。
    同各民主党派一样，民革的整风运动为时一年，并没有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目的，实际上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继续和发展。
第二节     在大跃进和调整关系期间
 
    一、调整政策，为右派分子摘帽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大会号召，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在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
    这个时期，民革各级组织的日常工作除了进行整风运动以外，还紧跟形势，推动成员学习总路线，参加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参加这些运动的过程中，民革还是得到了锻炼。

    同年11月，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要求成员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时，必须加速进行自我改造。大会通过的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把民革仍然确定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表现了“左”的思想对民革的严重影响。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民革工作基本上没有大的进展。在这次大会上，由于李济深的耐心说服和中共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大会把已经划成“右派分子”并被撤销职务的龙云、陈铭枢、黄绍竑、李俊龙等人再度选进中央委员会，龙云还被选为中央常委。这种做法受到广泛的欢迎，后来民革各省市地方组织进行改选时，也都有一些“右派分子”当选为委员。在民革四届一中全会上，李济深继续当选为中央主席。
    195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从这次会议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实际工作中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初步纠正，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渐有好转。在统一战线方面，中共中央在调整工作方针的基础上，又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纠正“左”的错误，缓和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关系。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座谈。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比如世界观问题，洗脑子不容易一下子洗得那么干净，需要慢慢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多数人跟过来了。有相当多的人，已基本上转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贯彻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针，取得了成绩。应该继续前进，继续改造。总的说，大有进步，还有问题。毛泽东并正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现在不搞反右倾运动。同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还指出，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有关文件时，要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毛泽东的谈话和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及时稳定了党外政治形势，对民革也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这次座谈会之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指出：“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9年国庆节前后，全国约有9％的“右派分子”第一批被摘掉帽子，到了1960年11月，又进行了第二批摘帽。这时，中共中央已经发现了“大跃进”难以为继，困难重重，决定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从1960年11月起，摘掉右派帽子的工作不再仅仅是从策略考虑，而是为了调整和改善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以便齐心合力战胜当时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因而加大了摘帽子工作的力度。到1964年，全国共分5批为大多数“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民革各级组织按照有关政策，先后为一些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其他干部摘掉了帽子，龙云因病去世后的第二天，由中共中央单独宣布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并组成以陈毅为主任委员的龙云治丧委员会，周恩来亲临龙云住宅吊唁，肯定了龙云一生“反蒋、抗日、联共”三大功劳。
    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摘去帽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政治处境、工作和生活安排有所改善。这对于缓和、改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也有利于调动广大民主党派成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使民革等民主党派在困难的环境中能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渡难关。
    1959年10月9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因病逝世，享年75岁。李济深从1948年民革成立到1959年逝世前，一直担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他为民革的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去世前夕，他还强调民革一定要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革本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归宿，犹如江河之归大海。又说，我们对共产党提意见，发挥监督作用，“态度必须诚恳，用词不可过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既经提出，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协助中共执行下去。他还指出，民革组织一定要代表自己党员的利益，这样党员才能热爱民革。
    李济深生前曾建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同时举行，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这一建议从1959年开始被采纳，一直坚持下来，成为惯例。
    李济深逝世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往吊唁，首都各界代表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民革中央决定由何香凝代理主席职务。
 
    二、采取“神仙会”方式，进行自我教育
    为了在困难时期进一步调整和改善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消除民主党派成员中由“反右”等运动带来的紧张、疑虑情绪，以李维汉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提议采用“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讨论民主党派成员中的思想认识问题。
    1960年8月，民革召开四届二中全会，总结工作，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采取“神仙会”的方式，通过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办法，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并且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鼓励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有争有辩，有敞有议。会议气氛和谐、热烈，做到了“有争论，无压力”，与会人员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思想有所进步。它是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民革迎来的第一次既严肃认真又轻松愉快的会议。这次会议历时35天，是民革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全会。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人员讲了心里话，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提高了认识和信心，民革的工作也从此逐渐活跃起来。这次会议选举了何香凝为民革中央主席。
    四届二中全会以后，各地民革组织采用“神仙会”方式贯彻会议精神，有些基层组织还运用“神仙会”的形式对成员进行形势教育，使民革基层组织的学习生活大大活跃起来。这是四届二中全会后民革基层组织工作中出现的新气象。民革组织中广泛开展的自我教育活动，为团结和动员广大党员顺利度过三年困难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59年至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还为在“反右倾”斗争中受错误批判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并为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由于这些正确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困难的局面较快地得到扭转，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
    在三年困难时期，民革党员坚决依靠共产党的领导，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经受了考验。这一时期，民革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党员学习，进行形势教育，使广大党员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另一方面，各级组织发动党员和所联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兴办街道工厂和小型农场等，从事副业生产，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以各种方式克服困难，渡过了难关。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为了克服困难、摸清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毛泽东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都纷纷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民革主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除了在人大和政协任职的成员多次跟随人大、政协调查组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以外，民革中央还从1961年第二季度起，单独派出工作组，推动和配合民革地方组织在全国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对民革成员政治思想状况、基层组织工作和社会联系工作等项目，作了比较广泛深入的了解和分析研究。这两次调研活动，对于摸清民革成员在经济困难时期的思想脉搏，改进工作作风，推动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发动民革成员撰写文史资料，是民革在经济困难时期开展的又一项重要活动。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中征集文史资料，是出自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提议。民革着手这项工作是在民革四届二中全会之后。为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从1961年6月起，何香凝、程潜、熊克武、邓宝珊等领导同志及各地民革成员开始撰写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之后，民革中央和各地组织推动更多的成员撰写有关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新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回忆录。这项工作不仅为许多民革成员提供了为社会主义事业效力的机会，有利于回忆者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而且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保存了丰富的、生动的历史资料。
    1962年3月，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重申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肯定近年来民主党派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各民主党派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它们在统一战线中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要求共产党员、非党群众、民主党派成员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大家共同负责，互相监督，把事情做得更好。周恩来的讲话极为振奋人心，民革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民革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民革中央机关改进工作要点》两个文件，对于民革在经济困难时期加强组织建设，推动自身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1962年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走出谷底，开始逐渐好转。
 
    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又有发展，阶级斗争被提到突出地位。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这个估计出发，他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个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论断，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所通过。此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影响下，民革不得不又把工作重点转到政治运动上来。1962年12月底，民革举行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全体成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政策，提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改造立场和世界观”，“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后，批判统战工作中的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检查所谓“大反复”，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动员和组织成员参加或参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政治活动接连不断。
    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是全国政协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的要求。1963年11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在民主党派中开展“三个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民革中央为此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各级组织把“三个主义”教育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来抓。从1963年到1965年，民革的工作基本上是围绕着“三个主义”的教育来开展的。

    1965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三个主义”的教育运动以后通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在民主党派中开展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同全国城乡愈演愈烈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融为一体。
    1965年7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署和全国政协的安排，民革派出大批干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前往各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个时期，虽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关系仍然保持着。1964年底，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合作，并在历次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教育，在自我改造中也有进步。他号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应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当时，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然占有一定比例。例如宋庆龄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民革中央领导人何香凝、程潜、张治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廷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分别担任林业部、纺织工业部、邮电部部长。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间，尽管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状态，但民革仍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造和服务相结合的方针，取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民革各级组织一方面推动成员和所联系人士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开展思想教育，加强世界观和旧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另一方面鼓励成员和所联系人士积极投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做好本职工作，参加劳动锻炼，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正是这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使民革成员和所联系人士在思想上、政治上得到很大提高，更加坚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同时，民革在组织上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不仅使民革经受住了各种各样政治运动和三年经济困难的考验和锻炼，也为经受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磨难和考验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十年动乱中的民革
    一、“文化大革命”对民革的影响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运动初起时，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民革立即作出反应，表示拥护。还在7月30日，民革召开中常会，决定成立民革中央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办公室。由于民革不久被停止活动，这个机构没有什么活动就消失了。《团结报》也早在6月25日被停刊。在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内乱中，统一战线被严重破坏，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党派，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副组长职务的陈伯达、江青，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动突然袭击，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统战工作的巨大成就，把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诬蔑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并同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提出了“炮打统战部”的口号。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各级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的摧残。中央统战部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司令部”、“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产阶级的复辟部”。民革等民主党派被当作“反动党团”，其各级组织被诬陷为“反动组织”、“资产阶级黑窝”。民革被蓄意与国民党反动派混为一谈，民革成员被诬蔑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1966年8月24日，二百多名首都红卫兵冲击民革中央机关，揪斗部分负责人和机关干部，勒令民革停止办公。第二天，几十名红卫兵再次来到民革中央机关，驱赶工作人员，并在民革中央机关大门口挂上写着“工农兵疗养院”字样的横幅。同一天，民革中央被迫贴出《通告》，宣布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并报中共中央处理。
    与此同时，许多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成员开始遭到冲击和迫害。以后，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民革成员遭到逐一清查，不少人受到错误处理，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狱或迫害致残、致死。1969年11月，95％以上的民革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及部分家属，下放到湖北荆门县沙洋“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
    地方民革组织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许多干部被下放劳动，机关房屋有的被占用，设备、财产和档案材料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从“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看，民革等民主党派遭受冲击主要是在1966年8月至1969年4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尤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和“清理阶级队伍”给民革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以后情况逐渐有所缓和。
 
    二、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民革领导人的保护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多党合作、疯狂迫害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动乱岁月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非常困难复杂的条件下，为维护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作出了最大努力。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民主党派还要，政协还要，不要急于取消。他的这些讲话和某些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指示，为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维护多党合作，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侧重点是密切关注他们的人身安危，尽力使他们免遭红卫兵的冲击，不受或少受批斗。1966年8月29日夜，红卫兵查抄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住宅。次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保护。”周恩来立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并把保护范围从一人扩大到几十人，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民革领导人程潜、何香凝、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等。
    即便不在名单上的，许多人也得到了周恩来的关怀。民革中央副主席、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在兰州被冲击后，周恩来立即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予以保护。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熊克武，中央常委钱昌照在同一个居委会辖区，由于周恩来的交代，采取了保护措施，没有受到红卫兵的骚扰。1969年5月4日，周恩来指示派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军代表，“不要去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对其机关干部也要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1970年2月，他再次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
    周恩来还利用当时天安门广场常常举行重大庆祝活动之机，经毛泽东同意，尽可能多地邀请民主人士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观礼台，让他们的名字第二天见报。民革许多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得到这种邀请，因而受到保护，避免冲击。
    对于已被揪斗、被打倒专政、整天扫地请罪的民主人士，周恩来指示不许扣发他们的工资。这在当时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从而保护了一大批人，使他们不致生活无着、家破人亡。
    周恩来不仅关心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生前”，而且关心到他们的“死后”。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逝世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周恩来尽可能设法为他们举行追悼会，表达共产党对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的悼念。“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革领导人蒋光鼐、邵力子、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何香凝等相继谢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都举行了追悼会，发表了消息，周恩来还亲自参加了其中一些人的追悼会。特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1972年9月1日在北京病逝后，周恩来报经毛泽东同意，按照何香凝“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夙愿，使她与廖仲恺合茔。9月5日上午，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代表500余人，为何香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天安门、外交部等处下半旗致哀。9月6日，中共中央代表邓颖超和民革中央领导人与何香凝的亲属一起扶灵南下，将何香凝与廖仲恺合墓于南京中山陵右侧。
    1971年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首先提出要为被迫害的人落实政策。从这时起，周恩来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侧重点转移到为被打倒、受迫害的同志明辨是非、尽快“解放”和安排工作上。民革领导人王昆仑、朱学范、屈武等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才被陆续“解放”出来的。
 
    三、林彪集团粉碎后民革的活动
    197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8个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留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全部迁入全国工商联大楼联合办公，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系统军代表组织这些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人员进行学习。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民主党派的处境也有所改善。
    1971年12月，周恩来亲自用两天半时间，向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中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传达、讲解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并委派李富春等10名共产党领导干部，帮助这些人士进行座谈讨论，为时两个月。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亲自传达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条件下进行的一次重大统战活动。以后，经周恩来批准，又向在京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无党派人士作了传达，并组织讨论。全国各地也陆续进行了传达和讨论。
    1972年10月9日，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成立，下设联合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10月3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人士开会，宣布从即日起正式恢复经常学习制度，以全国政协名义成立学习领导小组，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编为4个学习组。1972年11月，在临时领导小组的安排下，民革中央机关全体干部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去北京郊区昌平沙河干校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其余的人到全国工商联大楼上班、学习。这一时期，民革中央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主要是参加学习，同时也逐步恢复了部分活动，如协助落实政策，为部分成员平反等。1973年10月，民革中央在京领导人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的协商工作。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民革领导人陈此生、刘文辉、刘斐、朱蕴山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夺最高权力的步伐。“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浊浪，使本来就在艰难行进中开展的民主党派的工作再度停顿。
 
    四、民革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民革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至于全国各地受到打击迫害的一般成员和机关干部，更是难以计数。面对严酷的现实，民革广大成员并没有屈服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而是坚持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表现了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
    中央副主席程潜在住宅附近发现丑化朱德的大字报和漫画，就让女儿赶快写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盖在上面。在刘少奇遭到批斗时，他却在家里挂起刘少奇的画像，并说还没有取消刘少奇国家主席的职务，为什么不能挂像。他还坚持反对揪斗彭真、陈毅，说这些人久经考验，为国为民出生入死，是毛主席的左右手，不能随意砍去。中央副主席蔡廷锴有一天看到打倒刘少奇、炮轰朱德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气愤地顿着手中的拐杖说：“人家是国家的主席、总司令，现在还没有被罢免，这样胡闹，简直是乱法！”1967年国庆节，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亲口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1968年2月，专案组逼迫中央常委唐生智揭发刘少奇、贺龙的“反党罪行”。他们硬要在1927年前后曾经掌握两湖地区军事实权的唐生智提供“证据”，证明刘少奇在1927年下令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证明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动机不纯。唐生智不愿违背良心，冤枉好人，据实回答不知道。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用枪对他进行威胁。唐生智拍案而起，指着胸膛，厉声抗议说：“你有本事就朝我这儿开枪，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是你这种政策!”中央副主席熊克武在专案人员逼迫他揭发贺龙历史有“问题”时，他机智地以年老体弱记忆衰退为托辞，将来人敷衍走了。事后熊克武告诫子女：“做人要正直，切不能以莫须有的罪名，乘人之危加害于人。”中央常委屈武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6年，康生一伙一再胁逼他提供伪证，诬陷1946年经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大力营救，在张治中的帮助和屈武本人的协助下，从新疆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回到延安的一百多位共产党员是“新疆叛徒集团”。屈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没有在邪恶势力面前屈服。中央委员廖运泽参加过南昌起义，林彪、叶群一伙派人胁迫他提供伪证，证明林彪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甚至拔出手枪当面威胁，都被严词拒绝。

    1974年初，江青一伙利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影射攻击周恩来同志，民革绝大多数成员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中央常委朱蕴山当时曾写下“壮志今犹昔，豪情尚未消，愿将腰下剑，斩尽此妖娆”的诗句，表达了对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极大愤慨。1976年4月，以天安门事件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抗议运动，不少民革成员自动地参加斗争，表达了他们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心愿。
    经过“文化大革命”，民革组织和成员大大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信赖。特别是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胜利，更使广大成员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同时，民革也以自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经受住了严峻历史考验，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共患难、同命运的亲密战友。10年不平凡的经历，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上写下了难忘的篇章，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和发展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第四节   批判林彪、“四人帮”和恢复组织活动
 
    一、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民革成员和全国人民一道，热烈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着重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一伙践踏统战政策、破坏统一战线、摧残民主党派的罪行。许多人以自身遭受迫害的事实，进行了有力控诉。大家一致要求，对这两个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集团，必须依法严惩，以平民愤，而绝后患。并且表示要把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仇恨化为力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1976年10月6日，民革中央负责人和机关干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大会。自此以后，随着民革中央临时领导小组的成立，各级组织逐步恢复活动，民革系统对“四人帮”的揭批活动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中央和地方组织都召开了大会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四人帮”的各种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如上海市委会在1978年10月10日召开了“愤怒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和上海民革罪行大会”，朱学范率民革中央工作组参加了大会。朱学范及苏、浙、皖、赣四省民革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北京市委会在北京香山碧云寺中山纪念堂召开现场批判会，痛斥江青一伙对孙中山先生的诬蔑。广东省委会恢复组织活动后，在试刊的《民革简讯》上刊出了“肃清‘帮毒’、打碎枷锁”的内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依法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提到民革领导同志受诬陷迫害的有张治中、王昆仑、陈劭先、朱蕴山、朱学范、刘斐；被迫害致死的有黄绍竑、余心清、楚溪春等。中央副主席吴茂荪作为法庭的审判员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审判。中央主席王昆仑在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江青一伙诬陷民主党派成员和他本人的犯罪事实提供了证言。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对江青等10名反革命主犯的终审判决。消息传来，广大民革成员无不拍手称快，欢呼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胜利，表示坚决拥护这一大平民愤、伸张正义的严正判决。

 
    二、恢复组织活动
    1977年10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合临时领导小组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的通知。原来的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遂决定撤销。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各民主党派成立过渡性质的临时领导机构。同年12月，民革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立，由朱蕴山、王昆仑、陈此生、刘斐、朱学范、屈武、甘祠森、吴茂荪组成，朱蕴山、王昆仑、陈此生为召集人。1978年8月，为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决定在临时领导小组之下成立三个组和一个办公室。第一组负责民革中央的学习，陈此生为负责人；第二组负责民革中央组织、团结委员会、社会联系、妇女委员会的工作，朱学范为负责人；第三组负责民革中央对台、宣传、文史资料等方面的工作，钱昌照为负责人。办公室由甘祠森负责。在各地中共党委和统战部的帮助指导下，民革各地方组织机构也相继恢复和开展活动。到1978年8月，已有23个省级组织成立了领导小组或临时领导小组，开展活动。
    恢复组织活动以后，为了掌握“家底”，摸清情况，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民革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民革机关被查封，活动完全停止，中央与地方组织、与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团结委员完全失去了联系。为了摸清基本情况，民革中央首先对此进行了普遍的调查登记，掌握了确切的数据。各地方组织对所属支部和成员也进行了普遍访问和重点了解。
    1978年11月，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派出以朱学范为首的调查研究工作组，赴上海与上海民革负责人和安徽、浙江、江苏、江西派出的代表协商组成“民革中央和华东部分省市会务调查研究会议”，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为指导方针，对民革的组织现状、思想状况和如何把工作开展起来、活跃起来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次调研历时近一个月，最后形成了《情况汇报提纲》，向中央临时领导小组作了汇报，并把这一提纲下发各地方组织。此后，各地方组织也纷纷进行了类似的调研活动。这次“会务调查研究会议”提出的问题、总结的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对于民革组织的整顿和发展，确定新时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许多重要观点为民革五大文件所吸收。
 
    三、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批示中指出，对过去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1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些举措，对民革成员是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使他们逐步澄清思想，激发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民革各级组织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有关统战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成员进行改正。民革中央机关还成立了落实政策工作组，由甘祠森、吴茂荪任召集人，经过认真调查和多次讨论，首先改正了龙云、谭惕吾、李俊龙等有较大影响人士的错划右派问题，并落实了政策。各地方组织也协助当地中共党委陆续平反了一批有影响的冤假错案，为错划为右派的民革同志作了改正。对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对待的，民革组织也协助中共党委对之落实政策。这一时期，民革的工作在逐步恢复，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影响，统一战线方面的拨乱反正也遇到了严重的障碍，一些有关的重大是非问题，如对建国17年来统战工作的估计，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等等问题，迟迟得不到正确的解答。在对待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问题上，“左”的观点还严重存在。这就使当时的民革工作也同全国各项工作一样，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状况，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得到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