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不讳的何燮侯

  何燮侯，1879年生，原名 时，浙江诸暨人。1898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期间，何燮侯在家乡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团结人民支持新四军四明山游击区金萧支队，1944年去四明山根据地出席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被选为浙东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由于他宣传中共和中共的抗日政策，两次被国民党特务拘捕。
    1949年9月，何燮侯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回浙后，他情绪高涨，畅谈感想说：“从民国二年起，感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就辞去国民党政府职务。后来接触到苏联、马列主义著作，认为应学习苏联革命成功和建设的经验。今天，我逾古稀之年，看到我的理想正在实现，真是太高兴了。”
    1950年7月，何老受民革中央委托，筹备民革浙江省分部筹备委员会，何老任召集人。同年8月出席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何燮侯被推选为副主席。并担任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以后又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浙江省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民革浙江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何老在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会议上，他对振兴浙江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如发展蚕桑、振兴丝绸工业，是他多次呼吁的意见，他还推荐徐淡人等为省政协委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对浙江人多地少问题，他主张移民到新疆、青海等西北地区，实行节制生育。何老多次与邵力子探讨节制生育问题，他说：“苏联2亿人口，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美国1亿多人口，有8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如不节制生育，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很难解决。”他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有道理的。
    何老为人耿直，常直言不讳。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他就公开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宣传共产党政策。国民党特务拘捕他，被保释出狱后，不顾国民党的警告，他继续宣传。原金萧支队副队长黄明回忆说：“何老刚正不阿，国民党骂我党我军是‘叛党’、‘叛军’时，何老公开说八路军好，新四军好，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
    何老对中共领导十分尊敬，在交谈时直率，体现他与党的亲密无间，何老在政协会议、人大会议上更是直言不讳。在一次会上他说：“我是拥护学习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但不赞成‘一边倒’，中华民族立国数千年，应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不应依附任何强权。不能硬搬苏联的一套。”

    何老经常亲自做团结中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动员一些知名人士参加民革。他虽年高体弱，仍尽可能主持常委会工作。
    1956年他在一次会上向省委领导反映说：现在农村老百姓说共产党上层领导太好，中层领导太少，基层干部太糟，希望党中央注意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
    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时，何老发表了更多的不同意见。他说：“杨思一在四明山根据地是金萧支队政委，说杨思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我死也不相信。”又说：“章伯钧、储安平是在职权上对共产党不满，有意反党是不致于的。”又说：“少数人提提意见，何必这样大惊小怪，……毛主席说过，反革命不多了，提提意见。哪会造反。”
    1958年，在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大跃进时，何燮侯在会议上说：“农村粮食亩产几万斤，这是违反科学的。”又说：“人民公社问题比较多，农民每天只有8两半米，只能三餐吃稀饭，哪来的积极性。”
    三年困难时，他向党委建议说：“现在农民粮食不够吃，反映很多，究竟够不够吃，请党委派人到农村调查研究。”
    何老的亲友常常劝他讲话要小心点，他却说：“搞社会主义是新事物，哪能不犯错误，对错误的东西不能随声附和。”“党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们民主党派应该做党的净友。古人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如果我们有意见不提，民主党派就没有多少作用。”直到1961年4月病逝，何老一直坚持直言相谏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一位可贵的诤友。
    何老不图名利，廉洁俭朴，受到各方好评。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在谈知识分子问题时说：“何（燮侯）两次拒绝蒋介石、汪精卫重金高位的引诱，不为生活权势所迫，而洁身自白，何把五个子女都教育成专门技术人才，不让他们去做高官求禄，这说明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曾著文说：“何燮侯先生是坚强的爱国民主人士，刚正不阿，爱国忧民，……我一直十分尊敬他。”

     （本文刊登于《浙江民革五十年》；作者系原民革省委会顾问、原组织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