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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浙江省委会筹备时期的十一位委员(上)

2010/03/02 来源:民革浙江省委员会 朱馥生

   1950年上半年,民革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级组织,派中央组织部部长朱蕴山到杭州,与有关方面酝酿协商组建事宜。该年7月13日民革中央第廿六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并发出总组字第0634号通知,派何燏时、叶南帆、余森文、江天蔚、戚若耶、汪志清、金仲椿、周轻鼎、金鸣盛、葛正权、杨吾冰为民革浙江省分部筹备委员,以何燏时为召集人,进行筹备工作。

照片说明:1953年秋,筹委会组织部分党员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参观富阳皇天畈农场。图为筹委会委员叶南帆(前排左四)、戚若耶(前排左一)、杨吾冰(后排左三)与参观小组出发前在湖滨六公园省政协大门前合影。


    民革浙江省分部筹备委员会于1950年9月21日正式成立。机关工作地点择定在杭州市开化路六号。这是一幢小型的单层花园别墅,呈曲尺形,结构精巧,使用价值很高。当时,不挂单位牌子。社会上只知道杭州有了省民革组织还出现了“国民党归队”的谣言。但当探悉领导者是做过北京大学校长的何燮老(即何燏时,字燮侯),何老就没有参加过国民党,这个谣言也就不辩自明了。在第一次筹委集会上,推选并组成了以何燮侯为召集人的民革浙江省分部筹备委员会。何燮侯、叶南帆、余森文、金仲椿、汪志清为常务委员,叶南帆为驻会常委,杨吾冰兼秘书组长,戚若耶兼登记审查组长,江天蔚兼宣传组长,各组配备了工作人员(干事、助理干事)开展工作。早期的工作人员依到会先后有周志珊、陈伯昂、朱馥生,到了第二年,才陆续配备齐全。
    筹委会根据民革中央指示,对解放前参加民革、民联的成员进行登记审查,故称为登记审查组,由参加民联的戚若耶任组长,一直到了民革浙江省委会正式成立,才改称组织处。
    筹备委员会登记审查组的中心任务,除对解放前参加民革、民联的成员进行登记审查外,同时根据民革中央决定的组织方针、组织路线和党派分工,从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中发展党员。筹委会以“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质、量并重,不缺不滥”的原则,决定先在杭州市区的省市机关、学校中发展党员。到了后来,开始了社会人士的联系工作,在组织他们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培养并发展社会成员。

 

    省委会筹备时期较长,与别的几个兄弟民主党派不同的是先由省筹委会先后组成了绍兴、宁波、杭州、温州等市级筹委(小组),才根据党章产生代表,于1954年12月25日至28日举行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并组成了何燮侯为主委,邵斐子、吴山民、金仲椿为副主委的民革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到此,筹委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一、何燮侯
    何燮侯,(名燏时,燮侯为其字)浙江省民革筹备时期召集人,以后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的主委,何老德高望重,人所共钦。他为人耿直,敢作中共的益友和诤友。他曾任北京大学第十三任校长,为北大的教育改革付出过重大的代价。何老在晚清与民国交嬗之际担任(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教职与领导人前后共三次,在1902年夏秋之际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停办为止,他以清廷学部员外郎(相当于高等教育部的督学、视察)身份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与校舍建筑事宜数月,回国后,专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筹建主任。今天北京市区的红楼就是他主持筹建的。
    民国成立后,奉教育部令改名国立北京大学,并受命为北京大校校长。任内,为整顿教育,被旧势力(这批学生都是吃鸦片、带仆从、叫姑娘的“老爷”与权贵子弟)阻挠,闹了一次学生风潮,后来为反对袁世凯要停办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的斗争中,得罪了教育部长汪大燮之流,后来,袁世凯命令要将北大新校舍归陆军部办讲武堂,乃决意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以示抗议。

 

    何老辞去北大校长后,带着“实业救国”的宏愿回到家乡办轻便铁路,但又受到挫折。何老在旧中国满腔的爱国热情到处碰得头破血流,乃息影家园。这一位被公费保送日本帝国大学矿冶系毕业的专门人才,竟然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
    何老在旧中国为宣传社会主义二次逃亡,二次入狱。后在“留居杭州不许过钱塘江以南”为条件保释出狱后,在临平开一家锅厂谋生。
    到了抗战中期,何老在诸暨结识了坚持抗战的杨思一,在诸暨枫桥大庙得见了前来浙东视察的周恩来并共进午餐。从此,他从思想(他读过不少日文版的有关马列主义著作)上信仰马列主义到行动上追随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解放斗争,他拄着拐杖,通过国民党、敌伪的重重封锁,渡过曹娥江,来到四明山梁弄,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推任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议长谭启龙)。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何老以71岁高龄迎来了人民中国的诞生,他作为特邀代表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登上了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以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浙江省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何老生前有两件事对我印象深刻,他在因公务视察时,坚定要去看望在绍兴的陶冶公(右派分子)后被随行者诳言“车里汽油快用尽了”而作罢;他不听家属劝告拽着拐杖去看划为右派分子的杨思一,还作出过“我所认识的右派都是好人”的结论。还有一件事,他问同乡张慕槎知不知道大字报上“牛鬼蛇神”的出典,张答不知道。何说:“此语出自蒲松龄之口,你去翻一翻《聊斋志异》的自序就知道了。”想见何老对“牛鬼蛇神”这一个贬语的反感。
    二、叶南帆
    叶南帆是民联成员,浙江民革筹备时期的驻会常委。
    1948年秋冬之交,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下同)发起人之一的陈铭枢(字真如)派叶来杭州发展组织,周志珊、戚若耶于是年参加民联。据省民革筹委会时期任宣传组干事的周志珊告知,当年在叶南帆的主持下,经民联吸收的有房宇园、江文炜(后去上海)、王群特(不久病故)、刘幼愚(后调东北铁路系统)等人。
    叶南帆曾在陈铭枢部下担任过团长。任省民革筹委会驻会常委后,被任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住在开化路六号。他名为驻会常委,但筹委会的收发文件,一概未能过目,被“架空”了。他喜欢年轻干部,曾经邀笔者和裘枫到官巷口奎元观吃虾爆鳝,语多鼓励。
    1951年11月,全国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有人举报叶在离开南京到杭州来时以卖掉一辆公家发给他使用的小轿车当川旅费。筹委会个别领导人就以此为由大做文章,后来虽经说明并未带上“贪污”之名,但叶受到刺激很深,连他带在身边到省民革做炊事员的四川籍勤务兵,也不听他使唤了。从此,独居斗室,抑郁寡欢。不久,叶患了胃癌,(叶本人不知),被安排住院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该医院将一间工作室布置为高级病房,专门护士二人轮流护理,由著名外科医师余文光主刀,中共省委统战部高干亲临探望。无奈病入膏盲,于1954年病逝。时在南京军医大学学习的叶的女儿来杭奔丧,处理后事。

 

    三、余森文
    余森文担任民革浙江省分部筹备委员时,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尚未公开。他是广东梅县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考入广东省立五中(今梅州中学),四年级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显示了他出色的组织才能。毕业后,由于英语不及格未能考进公立大学,乃北上考进江苏省立南通中学读高中理科班,努力学习英语。旋考进由美国教会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
    余森文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受东南大学宛希俨(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共执行委员)的引导与影响,通过宛的介绍又认识了在京沪领导学运的恽代英。1928年,余在广州,得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杨毓英的介绍,任杨的助教,由杨的资助,同时就读于中山大学。当时的校长戴季陶、副校长朱家骅毕业后,随朱家骅到了浙江。从此,他就一直在浙江。他担任了浙江省自治学校和警官学校的教官,为培养朱家骅的班底出力。并随着朱的升迁,担任过教育部督学、交通部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交通部国际电信局驻伦敦专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等职。
    余森文在伦敦时考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班攻读行政管理学,他在职、在学的两年时间里,利用寒暑假期,去欧洲各国游历,第二年夏天还专程去苏联考察市政设施。广智益闻。为他后来担任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局长、杭州市副市长、浙江建筑工业厅副厅长打下了扎实业务基础。在他晚年,与南京中山陵设计监造者吕彦直、桥梁专家茅以升等人同时名列《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成为我国园林建设的专家。
    余森文在浙江民革筹备时期,介绍了省市园林系统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民革,如姚毓缪、章绍尧、戴大锦、程志瑜等,为浙江民革早期的组织建设作出了努力。
    有两件事对笔者留有深刻印象:余任温州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时,对当年的闹米风潮与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十分支持,曾对笔者说:“学生起来了,你不仅不能跟在后面,更不要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可谓语重心长,含义深刻。又有一件事,解放后,杭州电视台拍制过纪录片《保卫钱江大桥》,突出了他的个人作用,歪曲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大为不然。他对笔者说:“这是中共领导的、由各方面协力完成的。”要笔者设法弥补。直到笔者撰写了一篇“谁是当年保桥人”在《浙江民革》上发表,才使他气愤而不安的情绪缓解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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