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台一家亲】姚吉娜：我加入民革后难忘的事

我是杭州民革台属支部的党员。

我的父亲姚永安是光复会会员、国民党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炮兵团团长、陆军少将。退役后，回到老家永康。浙江辛亥革命纪念馆有我父亲的名字和照片。父亲有11个子女，其中我的大哥和五哥也都是国民党党员，都去了台湾。去台湾时，我大哥是上将，五哥是连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也是我人生一个大的转折点。三中全会后，各民主党派都恢复了活动。父亲曾经的部下吕钦璜说现在民革恢复活动了，叫我加入民革。1979年，武林街道成立了侨眷联络会，我担任侨眷联络员，做对台工作。1980年11月，我正式加入民革，成为民革党员。到了1981年，我们发展了5个台属：徐毓申、我、张希音、周重宁、李居倩。于是成立5人小组，叫“台属小组”。1985年，加入民革的人多起来了，我们5人小组也增加到13人，都是台属。我们小组就升格为台属支部，组长徐毓申升为支部主委，我担任支部副主委兼生活委员。这就是台属支部的早期发展史。

当时，台属小组、台属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对台工作，宣传方针政策，帮助大陆同胞寻找在台亲人。我们实实在在地为两岸同胞牵线搭桥，做了很多工作，让我最难忘的就是找到了在台湾的哥哥。

5人小组成员中，最先联系上在台亲人的是张希音，通过她的哥哥，我辗转找到了我的五哥姚继岷。找到后，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联系通信。

1987年，在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前，五哥写信来，说要到香港旅游，让我们去香港会面。我立刻激动地去办手续，并向杭州市委会反映了情况。市委会非常重视，不到半天就帮我办好了相关手续，并建议我和三哥姚继衡（民盟成员、原省林业厅高级工程师）一同前往香港。我十分感激市委会的支持，下定决心要做好对台工作，不辜负组织的关怀。

1987年与五哥在香港见面

1987年11月30日，我和三哥抵达香港。分别了四十多年再相见，大家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五哥询问了家里的情况，我们告诉他兄弟姐妹都好，都希望他回来，大家见见面。五哥犹豫很久，过了老半天，问我，父亲是不是1952年被枪决了？这件事情他一直搁在心里，很不舒服。我就和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父亲是1954年重审的，判决死缓，后又改判15年劳改。后因年事已高，2年后监外执行，没毛病，身体都好，就是年纪大了，像一盏灯，油慢慢枯了。1961年3月在家中寿终正寝的。另外，1954年的判决书中声明1952年的判决是误判。父亲的坟墓在萧山临浦。

1993年陪五哥回永康老家途中

听了真实情况后，五哥坐不住了，他说，马上跟你们回去。12月4日，我们三兄妹就回到了杭州。我请哥哥到灵隐吃素斋，带他去六和塔游览，最后兄弟姐妹们一起去给父亲母亲扫墓。由于这次是趁去香港旅游的间隙回大陆，不是专程回来探亲，因此来去匆匆。虽然时间短暂，却让五哥完全转变了对大陆的看法。

此后，五哥陆续回来过好几次。逗留最长的一次，是1993年5月，先到北京看大姐，再到上海看二哥，再到杭州和兄弟姐妹们见面，再到萧山扫墓。我们又陪同五哥，一起去了老家永康黄棠，看父亲创办的姚山小学、姚山湖水库、前村思恩桥、村南桥头的凉亭，以及姚家祠堂、县城老宅。看到父亲当年的心血，被当地政府接管以后保护得很好，五哥感到很安慰、很感激。这次探亲之后，也来过几次。后来年纪大了，就通过电脑，互相联系慰问。他今年已经98岁了。

现在回想起这些经历，我仍然十分激动。不仅是因为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哥哥，还在于寻亲的过程中，见证了两岸实现“三通”所走过的艰辛而又踏实的每一步。

2023年台属支部看望老党员（后排为姚吉娜）

还有一个题外话，我加入民革后，领导动员我的爱人乔鼎望也加入民革。他是浙江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1983年也加入了民革，隶属机械支部。随着我们年纪增大，我希望年轻的力量能够接续，于是我又动员儿子乔政也加入民革。儿子是2014年加入民革的，现在是拱墅区基层委七支部党员，也是市委会祖统委委员。希望我们能继续为祖统工作做贡献。